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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行】
2016年12月，三部委联合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指出，面对建设制造业强国对人才的需要，当前企业在制造业人才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参与人才培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职工培训缺少统筹规划，培训参与率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现状可见一斑。纵观世界各国的国家技能体系，回顾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企业的有效参与是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必要保障。因此，关注企业内在需求，激发企业活力，切实提升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成本，企业更关注技术技能的需要
成本与收益是影响企业培训的决定性因素。受贝克尔的“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企业培训”理论的影响，降低或弥补企业培训成本成为许多国家制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政策的主要关注点。德国、瑞士等“双元制”国家，通过限定学徒津贴的方式对企业培训成本进行有效补偿，保障企业提供学徒岗位的积极性。而企业学徒岗位补贴则是澳大利亚、英国等盎格鲁-撒克逊体系国家的普遍做法。事实上，在真实的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存在着由于工资变动与员工边际生产效率增长差异形成的工资挤压效应。当技术进步引起的技能提升达到一定水平时，工资挤压效应不仅可以弥补部分或者全部的企业培训成本，甚至还可能为企业带来额外的培训收益，从而根本改变了贝克尔理论的企业培训成本与收益的格局，降低企业对成本的敏感程度，促进企业培训逐步向技术技能偏好转变。德国早在上世纪70年就建立起了学徒的成本收益监督机制，不仅监测学徒培养成本的变化，更注重对企业培训收益的观测，根据收益与成本的动态变化，对学徒津贴进行动态调整，以保证企业提供学徒岗位的积极性。
我国机械行业13个子行业的280家样本企业的实证结果显示，从整体看，当前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不仅显示出明显的成本偏好，同时具有明显的技术技能偏好，并且随着技术偏好的增强，成本偏好有逐步减弱的趋势。可以预期，伴随着“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国家战略的稳步推进，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技能偏好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禀赋差异，导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个体偏好的多样性
企业自身禀赋决定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能力，并会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偏好产生影响，导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行为的多样化。在德国，90%的大型企业提供了全部76%的学徒岗位，中小型企业主要通过跨企业培训中心的形式提供学徒培训。在我国，伴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涌现出了订单培养、校中厂、厂中校、集团化办学、现代学徒制、混合所有制等不同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模式。多样化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模式既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实践创新的反映，更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偏好差异有着密切关联。
机械行业的实证结果显示：在个体层面，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偏好差异明显。从企业核心生产要素看，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显示出技术技能偏好性，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则表现出成本偏好的特点；从规模看，中小型企业具有成本偏好型的倾向，大型企业则属于技术偏好型；从企业属性看，国有企业和合资企业属于技术技能偏好型，而私营企业则属于成本偏好型。
关注企业内在偏好，构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政策体系
从现有政策的政策效果看，现有政策对于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中小型企业等成本偏好型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行为的效果明显，而对合资企业、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等技术技能偏好型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效果较弱。
这表明当前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政策更关注于企业成本偏好，倾向于采取激励或补偿等政策工具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机。而成本补偿型政策在提高成本偏好性企业参与水平的同时，却会对成本偏好性企业主动承担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产生“挤出”效应。因此，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政策的着力点关应逐步从成本补偿性向技术激励性转变。
加强顶层设计，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纳入区域产业发展规划。依托《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区域经济社会规划、产业园、职教园等，搭建职业教育与产业经济有效互动的技术技能复合创新平台，以科技合作引领技能人才培养，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支撑技术创新，积极探索鼓励支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更多模式。
加强组织体系建设，促进企业技术技能需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需求的有效对接。通过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度、行业指导委员会、院校董事会制度、教学指导委员会等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组织体系建设，使企业能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师资培养、实训基地建设、实习实训、人才评价等领域发挥更主要的作用。
这有利于将企业技术技能需求标准整合入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标准中，切实提高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质量，实现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技术技能偏好性的良性发展。
建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资质认证制度，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参与。各级政府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布局，从规模、技术水平、技师水平、培训内容、培训条件等方面对举办或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资质进行认证，建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质量的评价机制和退出机制，有计划地引导更多的技术技能性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逐步限制或降低成本偏好性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比重，提升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整体水平。
建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核算和差别化激励机制。建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和收益核算指标体系，定期评估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收益情况，整合财政投入、社会捐赠、企业培训基金等资源，建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激励补偿机制，根据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偏好差异，实施差别化激励，对成本偏好性企业以适度补偿为主，对技术技能偏好性企业以激励性补偿为主，引导企业技术技能偏好的发展。
（作者：潘海生，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林宇，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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