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在舟曲

一

    人已到了几百里外的迭部，我的心却还在舟曲。

    几天前，从广元机场一路驱车奔向甘南。行至武都两水，高速公路变成了国道，开始感觉到了颠簸。两边的山形很峻，却是黄土质地，且垦为农田。于是，植被失去了站脚之地，只能踉跄着往山下出溜，犹如从身上滑落的衣服，一直褪到脚边方才停往，瑟瑟地与白龙江一起，与赤裸的黄土大山对峙着。

    从两河口上跨过一座桥，世界一下子变回了青山绿水原生态。充盈的绿色中，司机兴奋地告知：咱们进入舟曲了。

    原生态的舟曲，山是干净的。于是，水是干净的。也于是，人是干净的。

    前些日子，舟曲的高中生参加了今年的高考。每当高考结束，终于从苦海中游上岸的孩子们，有朝天上扔书的，有把书烧了的，有当破烂把书卖了的。接着便是头也不回地离开校园。这仿佛是个仪式，为了诀别，也为了开始。可是这在全国各地都会上演的一幕，于舟曲却是个例外。在舟曲，倒也有个仪式：这里的孩子们自发地来到校门口，静静地横着排开来，朝着母校行跪拜礼，在大门上挂起洁白的哈达。

    和我一样，由甘肃国学研究会邀请参加国学论坛的六十位各地学者，大多是第一次来舟曲。两个半天的会开下来，便不由分说地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二

    舟曲的文化也是原生态的。

    国学论坛在县政府的会议厅里举行。厅外的走廊里，长桌上摆满了图书资料。中心位置上，一摞古色古香的藏文文献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原来，这竟然是十三世纪之前的苯教文献的原件。

    我为之怦然心动。第一次听到苯教这个词，还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因“藏彝走廊”采访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这次采访的内容后来被我写进了《藏彝走廊：思想的源地》（载于2003年12月4日《光明日报》）一文。其中写道：“北端的高原，不仅保留着藏传佛教现存的所有教派，而且还存在着于西藏地区已完全消失的觉囊派，甚至藏传佛教传入以前最古老的苯教也在这里较好地保存着。”想不到，深藏于心的一份牵挂，十多年后竟然在舟曲化作梦幻般的眼见。这不期而遇带来的感动，令我忍不住戴起旁边放着的白手套，将最上边的一页文献小心拿起来。顿时，一种穿越感在心中闪电般划过。

    舟曲地区的藏族先民是于公元七至八世纪，随着吐蕃军队迁徙而来的。《新唐书·吐蕃传》：“……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游牧。”据《多麦宗教源流考》载：松赞干布曾派20万军队至白龙江流域，并要求其不得返回。至今，“噶玛洛”后裔的说法仍在当地藏族中广为流传。“噶玛洛”意为“没有赞普命令不得返回的遵守圣旨之人”。

    松赞干布从唐朝和天竺引入佛教，随即引发了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间的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最终苯教失败，大批苯教教徒被流放边地。远离中心的白龙江流域，遂成为原始苯教的重要流传地。

    据《舟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一书介绍，舟曲地区发现的苯教文献共两百四十多函，由十四位书者以标准的藏文草体，手写于加厚的防虫藏纸之上，其时限为公元十至十三世纪。

    原始苯教相信万物皆有灵，崇拜的对象包括天、地、日、月、星宿、雷电、冰雹、山川、土石、草木、禽兽等自然物，苯教也因此形成了种类繁多的祭祀仪式及程序。而其实，这些神秘的宗教形式一俟被带进高山环绕着的舟曲，所承载的，只是一份对自然的深深敬畏：“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忽略或无知，如不注重卫生、乱伐滥砍、挖石毁地、乱捕乱杀等行为惹怒了相关神灵，从而给家庭或个人的时运、财运、生命带来灾难。为防患于未然，在伐木、采石、挖地时，首先要祈求相关神灵，然后才能付诸行动。”藏族学者闵文义这段话可谓一语中的。今天，这份敬畏，连同苯教的仪式、祭司，仍然以一种原生态的方式在舟曲传承着。

三

    舟曲有个村子叫吉德，村里有个姑娘叫卓玛。那一年，卓玛考上了沈阳音乐学院，像小鸟一样飞走了。

    村里人世世代代都遵守着同一条礼俗，且从未有人逾越过：村里的女儿不外嫁。可这毕竟是过去的规矩，老理儿。今天呢？如此喧闹、如此躁动的今天呢？

    转眼四年过去了。卓玛像小鸟一样又飞回来了。不久，嫁给了同村的小伙子。然后，与村民一样，踏踏实实地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

    直到坐上驶离舟曲、前往迭部的车子，我还在念叨：时间太紧，不然我真想去村里走一趟，去见见这位卓玛。同车的学者笑道：“昨天你就见到了！接待我们开会的女孩儿里面，有一个就是她啊。”“真的？”我惊讶地说。接着又问：“哪个呀？”同车人答道：“就是挺文静的那个美女。”我却怎么也对不上号：“到底是哪个呀？”

    舟曲的国学文化非常独特，与我这些年走南访北所看到的都不一样。这是一种原生态的国学文化。国学以原生态的方式在这块土地上世代传承，很大原因是因为其背后有个原生态的共同体。

    让卓玛从外面的花花世界飞回来的，是一种礼俗。按孔子的说法，礼是在小康时代才确立的。作为一种制度，礼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但这种强制性只是一种“硬道理”，而绝非法律意义上的。面对礼俗，你得听，但你也可以不听，尤其是在“礼崩乐坏”的情况下。一种礼俗坚定不移地被一个地方的人们所遵守，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这是个共同体。在共同体中，礼从来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之坚挺，背后一定有仁爱之道德支撑；而道德示强，表明背后一定有信仰助力。在一个共同体中，制度（礼）、道德、信仰一定是彼此支撑、相互打通的。

    这三者互介的力量，持续地为中国人的共同体文化与传统提供正能量。作家陈忠实笔下的白灵，就是在这种力量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但可惜遭遇了乱世。正像朱先生对白灵说的那样，这个世道对你来说，太脏了。乱世中的白鹿原像个风雨之夜的破灯笼。官府、土匪、战乱，还有乡约鹿子霖作为共同体领导人的腐败与失德……这每一种势力或趋势，都在努力地瓦解着共同体。《白鹿原》讲清楚了一个道理：世道越乱，人心越散，共同体越难以维系。

    白鹿原是个共同体，卓玛的村落也是个共同体。尽管白灵心里、梦里总是思念着她的“大”，还有她的白鹿原，可打死她也不愿再回去。用她的话说，那个地方能把我憋死。而卓玛的坦然回归，却指称了一个原生态共同体的存在，一种共同体之爱的存在。对于平凡的幸福，或者幸福的平凡，此爱已足够。

    （作者：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