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相鲁析疑

    孔子曾一度在鲁国代行卿相之职，这在《史记》等典籍中有明确记载。但清代以来，包括毛奇龄、江永、崔述和蒋伯潜等经学家和著名学者，不断对此提出质疑。概括起来，一是认为春秋之时无以“相”名官者；二是孔子作为异姓平民不可能代季孙摄行相国之事；三是《孔子世家》所言“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时间上不对。他们的结论是：孔子所摄相事乃傧相之相，非卿相之相。而经笔者考察认为，《孔子世家》中的记载虽在时间上有明显错误，但不能因此否定孔子相鲁的史实；孔子行摄相事在定公十年“夹谷之会”前，至定公十二年结束。主要根据如下：

    第一，“相”作为辅佐君王的官职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存在了。《论语·宪问》就有这样的记载：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其中的两个“相”字，均系辅佐君主的职位概念，“又相之”通常被译为“反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管仲为齐相，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明确记载：“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管晏列传》）司马迁还记载：“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齐太公世家》）在管仲病危时，齐桓公向管仲征求意见，问群臣中谁可接替其相位。这就更加可以证明，管仲的相职在当时是明确的。管仲之后担任过齐相的，还有齐景公时的崔杼、庆封、晏婴等人（见《齐太公世家》《管晏列传》）。此外，在春秋末期，郑国的执政上卿子产也被称为“相”（《郑世家》）。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鲁国设相的历史与齐国一样久远：

    “釐公元年，以汶阳鄪封季友，季友为相。”（《史记·鲁周公世家》）

    季友是鲁庄公的弟弟、季氏的先祖，因拥立釐公并逼其祸乱鲁国政坛的同父异母的兄长庆父自尽，受封并担任了鲁相。季友任鲁相，距管仲任齐相仅26年（前661年），早于崔杼、庆封、晏婴和子产，则百余年矣。综上可见，说春秋之时无以“相”名官者，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二，定公十年的夹谷之会是由齐国提出的，动机和策略都是针对孔子相鲁：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史记·孔子世家》）

    四十八年（指齐景公四十八年，鲁定公十年），与鲁定公好会夹谷。犁鉏曰：“孔丘知礼而怯，请令莱人为乐，因执鲁君，可得志。”景公害孔子相鲁，惧其霸，故从犁鉏之计。（《史记·齐太公世家》）

    这两段记载均表明，齐国之所以提出夹谷之会并想在会见时劫持鲁君，实际针对的是鲁君任用孔子相鲁，所担心的是“鲁用孔丘，其势危齐”，和“害孔子相鲁，惧其霸”，故想通过劫持鲁君破坏这一政治格局。这就证明，孔子相鲁在前而夹谷之会在后。

    第三，从夹谷之会中孔子的地位和表现看，也是卿相所为而不是傧相。春秋时期两君相会，必有卿相相随。在夹谷之会中，齐相晏婴便在场，而鲁执政上卿季桓子没有参加，代表季桓子的是孔子。《孔子世家》说，在出发前，孔子以“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为据，要求安排左、右司马一同前往，得到定公的支持。“司马”位在司寇之上。如果孔子只是一傧相，就不能越权提出这样的要求。在会见中，孔子也一直充任主要角色，如指挥兵士抗击欲劫鲁君的莱人，登上两君的坛位怒斥卫侯，与齐人谈判追讨被其侵占的鲁国土地（详见《左传·定公十年》《孔子世家》）。在《穀梁传》中，还有孔子“命司马止之”和“使司马行法焉”句。能指挥司马的官员，当然位在司马之上。

    第四，从鲁国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个人作为看，孔子具备相鲁的条件。从定公五年起，季桓子承其父位被立为上卿，但时间不长，就受到其家臣阳虎和公山不狃的反叛：定公七年被阳虎囚禁，认输并订立盟约才被释放；定公八年被公山不狃抓捕，后设计逃脱。在这种情况下，季桓子的执政条件是可想而知的。《孔子世家》说：“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鲁定公直接任命孔子为中都宰并连续提拔，说明鲁国当时处于上卿缺位的权力真空时期。孔子担任的司寇已是大夫一级职务，且孔子的为政才能得到各地认可，阳虎和公山不狃对孔子亦有所敬重——《论语》中记有他们二人均想获得孔子支持的语录。因此，在季桓子无法执政的情况下，定公起用孔子代行其职，是明智的选择。

    第五，孔子相鲁，也有“堕三都”的史实为证：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鄣，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史记·孔子世家》）

    “堕三都”即拆除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位国卿封邑的城墙。孔子提此建议，目的是为了防止卿大夫拥兵自重、割据谋反。孔子敢于向鲁定公提出这一建议并被鲁定公采纳，能够派自己的学生仲由去当季氏的管家实施这一计划，并与鲁定公一起直接指挥“堕费”即拆除季孙氏封邑城墙的战役，这三个情节，都清楚表明了孔子当时摄相事的身份和地位，尽管“堕三都”的计划只完成了三分之二。

    不过，《孔子世家》对此事的记载时间有误。其一，孔子建议“堕三都”并得到实施，《左传》和《公羊传》均记为定公十二年，《史记·鲁周公世家》同样记载曰：“十二年，使仲由毁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堕城，伐之，不克而止。”其二，定公十三年孔子已离鲁去卫。所以，“定公十三年夏”应是“定公十二年夏”。

    第六，继定公十年的“夹谷之会”后，齐人又采取了“归（馈）女乐”于鲁君的措施，所针对的仍是孔子相鲁。《孔子世家》说：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

    孔子相鲁后，政绩很突出：贩卖猪、羊的商人不敢漫天要价，男女行人分开走路，掉在路上的东西没人捡走，外地到鲁国城邑办事的人用不着向官员求情送礼，都能得到满意的照顾，就好像回到家中一样。齐人听到后很害怕，认为如果孔子在鲁国执政下去，一定会称霸；一旦称霸，齐国离之最近，必然会先被吞并。于是经过研究，设美人计瓦解鲁国君臣关系，结果正如齐人所料，季桓子连续多日不理政事，也不依礼对待大夫们，使孔子感到失望和失落，于是离开鲁国。

    与“堕三都”一样，《孔子世家》对孔子相鲁和离鲁时间的记载也存在错误。实际上，因齐人“归女乐”而迫使孔子离开鲁国发生在鲁定公十二年。对此，除《孔子世家》外，《史记》的其余篇什均是这样记载的。例如，在《十二诸侯年表》和《鲁周公世家》中，均记载定公十二年因季桓子受齐女乐“孔子行”或“孔子去”。同时，《年表》和《卫康叔世家》均记载卫灵公三十八年（鲁定公十三年）“孔子来，禄之如鲁”。就是说，孔子在定公十二年年底离开鲁国，在定公十三年年初到达卫国。此外，《史记》对孔子相鲁时间的认定也是一致的。除前面征引的记载外，在《吴太伯世家》《晋世家》《楚世家》和《魏世家》中，也都有“孔子相鲁”的记载，而且仅此四字，与其记载管仲和晏婴“相齐”是同样的概念，经推算时间均为鲁定公十年。司马迁在如此众多的篇什中认定孔子在定公十年相鲁，于定公十二年离鲁，又怎么会在《孔子世家》中错记为定公十四年才行摄相事呢？

    综上，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孔子世家》中的“定公十四年”和“年五十六”是衍文，是因上文对“堕三都”的时间书写之误造成的。上文将“堕三都”记为“定公十三年夏”，而将孔子“与闻国政”的政绩记于“堕三都”事件后，是“倒叙”，故有人在传抄或校刊时，误增了“定公十四年”和“年五十六”几个字。

    第七，孔子曾一度相鲁，在司马迁之前已是成说定论。《左传·定公十年》记夹谷之会时写“孔丘相”。《荀子·宥坐》记：“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韩非子·内储说下》记：“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齐景公患之。”《晏子春秋·外篇第八》记：“仲尼相鲁，景公患之，谓晏子曰：……”晏婴死于定公十年。在晏婴死前齐景公与其讨论“仲尼相鲁”的问题，是孔子在定公十年已相鲁的又一证据。

    从以上七个方面看，孔子曾一度在鲁国获得“行摄相事”的执政地位，是可以认定的史实，而且其相鲁的起始时间是定公十年至定公十二年。

    孔子在进入鲁国政治中心并取得骄人政绩后弃官离鲁，表面看是受到齐人阴谋的影响，但在齐人诡计成功的背后，可以看出季氏在摆脱困境后对孔子信任程度和依赖关系的变化，也不能排除他对孔子声望日隆的隐忧。对此，从季氏在辞世前的忏悔中可找到答案：

    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

    鲁哀公二年秋，季桓子病重，乘着辇车视察鲁城，感慨地长叹一声说：“从前这个国家几乎兴旺了，因为我得罪了孔子，所以没有兴旺起来。”其所谓“获罪于孔子”，即指“齐人归女乐”一事。从这种忏悔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在孔子的治理下，鲁国国力蒸蒸日上，前景大好；二是季桓子当时对孔子的轻慢是有主观故意在里面的。就是说，孔子相鲁取得的政绩和威望不仅使“齐人闻而惧”，季桓子也从中感到了对自己的威胁。特别是“堕三都”之举，虽然当时对季桓子也是有利的，但随着公山不狃的出逃，在家室内部矛盾解除后，包括季桓子在内的三桓，当然不会容许孔子有进一步的作为，影响或动摇自己的执政地位。作为“圣之时者”的孔子，显然已看到了这一点。“道不同不相为谋”，选择离开而不屈就，体现出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知识分子的节操和气质。这也表明，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像孔子这样的政治家，虽可在特殊情况下一显身手，却很难有更大的作为。

    孔子相鲁，是其政治生涯所达到的顶点，不仅比较充分地展示了其治国安邦的才能，也使其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升华。更为重要的是，在由士人进入国家的权力中心、再由权力之巅跌落的过程中，使孔子对政治有了更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假如没有这种变故，没有其后周游列国的经历，孔子思想远不会如我们今天看到的这般丰富，这般犀利，这般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假如没有这场变故，中国历史上可能会多了一位如秦穆公时百里奚那样的宰相，却会失去一位如此伟大的思想家。

    （作者：王恩来，系沈阳师范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