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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形成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日前，国务院正式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分阶段设立了到2030年的“三步走”目标，描绘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蓝图。在7月21日国新办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来自科技部的相关负责人对《规划》进行了解读。
我国人工智能领域首个战略规划
“《规划》定位为国家层面人工智能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是我国第一个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系统部署的战略规划，也是面向未来打造我国人工智能先发优势的指导性文件，这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科技部副部长李萌给出了这样的论断。
李萌介绍，去年7月，徐匡迪等一批院士专家研究提出“启动中国人工智能重大科技计划的建议”并被迅速采纳。科技部、中国工程院组织对各国人工智能战略及人工智能各领域动向进行了系统梳理。徐匡迪领衔，200多位院士专家以及企业代表参与，形成规划建议研究报告，在此基础上，科技部、中国工程院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文本起草，多次征求部门、企业、科研院所等多方意见，最终经党中央国务院审议同意，以国务院文件发布实施。
“可以说，《规划》是基于全球科学发展前沿趋势的判断，同时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而制定的。”李萌指出，我国的人工智能科技水平在国际上属于第一梯队，专利和论文量居于世界前列，在语音识别等技术上世界领先，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创业也非常活跃，这些都得到了国际的广泛认可，但同时我们也有短板，比如在基础理论、算法等研究上仍薄弱，在关键设备如芯片上原始创新仍不足，而人工智能人才储备方面仍远远不能满足产业发展需求，同时还没有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生态圈和产业链。“这些都是我们在规划中考虑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以大数据为驱动
自1956年“人工智能”的概念被提出以来，人工智能已经历经60年的发展。当前我国所提出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新在哪里？
李萌介绍，所谓“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指经过多年发展，当下的人工智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如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人工智能已经从分类型处理的多媒体数据转向跨媒体的认知、学习、推理，从追求智能机器到人机脑机相互结合，从聚焦个体智能到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群体智能，从拟人化的机器人到更加广阔的智能装备、智能系统。“我认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从人工知识表达转变为一种大数据驱动下的知识学习技术，以大数据为驱动和支撑。”
《规划》中设立了到2020年、2025年和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阶段目标，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李萌指出，这一规划是基于当前世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水平设立的，未来，随着人类脑科学的突破，人工智能将向强人工智能发展，届时技术将非常接近于人脑，国际上普遍认为这将要到2050年才能实现，之后更将向超级人工智能发展。“由于脑科学研究水平的限制，我们还没有规划到那么远，但我们有这样的前瞻。”
对此，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司长秦勇表示：“尽管人工智能已发展60多年，但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因此《规划》中设立‘1+N’重大科技项目和系统布局的项目群，从基础理论到关键技术、市场应用，系统布局推动持续创新。”
人工智能发展注重与规制结合
科学技术部创新发展司司长许倞分析，《规划》不仅是一个技术规划，推动的不仅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更会影响未来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将推动社会各个环节的发展。李萌也认为，新一代人工智能相关科学发展、技术创新、软件硬件升级整体推进，正在引发链式突破，推动经济社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进，“因此，《规划》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征，注重发展与规制结合，在规制上与国际社会保持同步”。
李萌指出，人工智能发展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总体上，我们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技术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影响是可控的。这些问题，比如对就业的挑战、对社会伦理的影响，《规划》中都有考虑部署。“历史证明，科技的发展会对就业造成一定冲击，但从长期来看，科技带来的就业远远大于失业。我们需要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就业形势进行判断，在此基础上，对人才的培养做定向调整，使得未来劳动力更加适应智能社会和智能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劳动力供给和技术发展、经济社会需求更加匹配。”
此外，李萌强调，在《规划》中专门提出建立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体系，从基础理论研究、技术创新、能力建设提出了一整套措施，特别提出开放协同，就是要充分调动政产学研用各方积极性形成发展合力，以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实现对未来智能经济、智能社会的强大支撑。“散兵游勇不形成体系是无法参与竞争的，体系建设是母细胞，形成技术新体系，才能形成人工智能持续创新的能力，加速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行列。”
（本报记者 杨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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