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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7月19日 星期三

    “苏俄通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杨丽娟 《光明日报》( 2017年07月19日 11版)

        【研究心得】

     

        “苏俄通讯”,是指20世纪上半期中国作者在苏俄实地采访考察后,撰写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社会生活诸方面最新动态的报道文章和著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世纪上半期中国作者的“苏俄通讯”约有280篇(部),这些通讯在当时国内媒体上刊出,为正确认识苏俄提供了新鲜信息,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乃至世界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其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展开:文本传播和口头传播。而“苏俄通讯”整合了前述两种模式:一方面,“苏俄通讯”由党派创始人、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知名编辑记者及劳工作者著成,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在苏俄的新闻性文本的解读,激发了人们走俄式革命建设道路的信念;另一方面,作者们无一例外地实地踏访了苏俄,通过耳闻目睹与内化思索,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观”与“苏俄观”,归国后采用演讲、交谈等方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苏俄经验的精准传播。从历史时段上看,“苏俄通讯”产生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这一时期中国人在社会主义“试验场”苏俄的亲历之作,“苏俄通讯”本质上不能以普通新闻通讯作品等闲视之,而应看到文本背后的政治传播意涵。无疑,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始文献,能够为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边界,提供丰富而新鲜的研究史料和独特的理论视角。

     

        为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新史料。中国“苏俄通讯”皆非无关痛痒、事不关己的浮泛之作,即便是普通旅行者在行走、描摹苏俄之时,胸中跳动的都是一颗“中国心”,思考的是中国革命与社会发展的前途命运。研读他们的“苏俄通讯”,可以看到在20世纪不同年代,中国人纷纷去俄寻找有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秘方”。如:20世纪20年代寻找建党、建军的方略,30年代寻找“国家建设”与“根据地建设”的方略,40年代寻找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国际支持与“建国”的方略。这种不同年代不同主题寻找苏俄经验的过程,亦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作者们用凝结形成的中国思想、中国方案及中国策略,施行于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为拓展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提供新史料。“苏俄通讯”是时代的记录。这些苏俄观察之作,尽管作者身份、视角等不同,刊发的内容和媒体亦相异,但是作品解决了当时国内读者极为关心的“苏俄是什么”“苏俄怎么样”“中国怎么办”“世界发展方向是什么”等时代命题。“苏俄通讯”及时报道了苏俄不断转换的时代主题:20世纪20年代集中报道了新经济政策、电气化运动,进入30、40年代,苏俄国家政权日趋稳固,“五年计划”“合作化”“教育改造”等成为通讯报道的主旋律。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苏俄共产党提出了列宁主义,30年代后又逐渐形成了斯大林模式。这些新的经济文化现象及先进理论成果,先后进入中国作者的采访视阈。由于先天的理论优势,属于共产党阵营的通讯作者报道苏俄的成绩最为突出。党的早期创始人、领导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以及党的早期骨干分子如邓颖超等人,行走苏俄前饱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苏俄的社会现实,给他们提供了鲜活的时代话题与思索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底本”。他们的“苏俄通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成为解读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苏俄情结”的重要文本之一。通过研究他们的“苏俄通讯”,可以了解早期共产党人对苏俄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的塑造、对“资”“社”两制并存时代命题的提出与解答,以及对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深入思考。此外,不少文化学者、民主人士,如邹韬奋、茅盾、郭沫若等人皆是博学之士,学贯中西,他们往往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看待苏俄,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他们的观点常常与共产党人的观点不谋而合。因此,他们的“苏俄通讯”记录了苏俄社会的时代足音,亦记录了自己对中国及世界发展前景的时代追问。

     

        为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提供新史料。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共产党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普及教育。与此同时,为满足实践与民众的需要,苏俄革命领袖列宁、斯大林等人也抓紧进行理论创作。斯大林的《列宁主义的基础问题》被人民尊称为“面包”。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对马克思主义在苏俄大众化的过程、经验进行了“层累式”宣传,启示人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来就是一个过程,既有宏观的制度与思想的大众化,也有微观的普通人群心理认同和民众日常生活细节的折射;既有领袖人物的示范引领,也有大众媒体的滴灌普及。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首先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同时要不断推出大量“接地气、冒热气”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作品,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

     

        总之,“苏俄通讯”反映了当时国内民众对社会主义苏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较为实际的认识。由于种种因素,这种认识的“高度”有所不同,“态度”亦各有差异,但从“苏俄通讯”的主体内容与宣传基调上看,它们大都主张把马克思主义“苏俄版”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这一视角观察,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苏俄通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贡献。

     

        (作者:杨丽娟,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研究”负责人、扬州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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