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海昏侯刘贺三题

    伴随西汉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发现，第一代海昏侯刘贺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元平元年（前74年），汉昭帝驾崩，因无子，刘贺作为昌邑王被征召入朝，被立为皇太子，在位二十七天被废。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精美随葬品令人赞叹不已，而墓主人刘贺的传奇经历更为人们津津乐道。

 

一问：海昏侯墓中财富从哪里来

 

    自2011年发掘以来，海昏侯墓出土了一万余件（套）珍贵文物和五千多枚竹简，黄金铜钱等物品种类丰富且数额巨大。这座墓葬基本没有受到盗掘，陪葬物品保存完好。同时，由于海昏侯的特殊经历，下葬前又已经除国，不再有后嗣继承侯位，这些都是陪葬物品众多的原因。

 

    因由这些陪葬品出发并结合江南其他地区出土的西汉文物，有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江南地区的开发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这个观点有别于已有的历史文献记载。我认为，看待这一问题，应当相信《史记》《汉书》等基本传世文献。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写道，“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是对西汉中期楚越等江南地区经济开发状况的总结。

 

    《史记·货殖列传》曾记载“豫章出黄金”，但同时也提到，“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意思是在豫章地区开采黄金的成本比获得的收益更大，往往得不偿失，因而刘贺也不大可能从当地采取黄金。这些随葬物品若非朝廷赐予，或在当地取得抑或从昌邑故国带来。而我认为从昌邑国带来的财富都占据着陪葬物品中的主要部分。主要原因是当地的生产水平比昌邑国低很多。

 

    从历史经济地理角度，昌邑故国确实具有雄厚的物力与财力。1958年，史念海先生发表《释“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一文。这篇被视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经典名作从交通地理角度，对“陶”这一都邑在战国时期得以繁荣的独特区位优势做了系统的阐发。

 

    文章提出《货殖列传》是《史记》中的特殊篇章，其中记述了一些发家致富的代表性人物，但更多的篇幅是在讲春秋战国以迄汉武帝时期全国各地区域地理特征和重要经济都会。在记述范蠡泛舟江湖以贸易通商的情况时，《货殖列传》记载：（范蠡）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

 

    首先，陶这个地方，属于战国时期魏国东迁以后的区域之内，而魏国之所以会放弃富庶的晋西南汾涑流域，转迁都城于这一地区的大梁，就是因为这一地带的富庶程度，至少不在河东旧都之下。古时这一带有一条很小的河流，称作“菏水”。菏水从菏泽流出后，向东注入泗水上游河段。泗水上游，有两条支流：一条是菏水注入的水道，就称作泗水；另一条，是沂水。这两大上游河流，在秦汉下邳县附近，合而为一，汇合后亦称作泗水。也就是说，泗水是干流，沂水则是泗水左岸的一大支流。菏水是沟通黄河（河水）和淮河（淮水）水系的一条人工渠道。据《国语》记载，它的具体开凿时间，应当是春秋末期鲁哀公十一年。而沿菏水进入淮水之后，不仅直接连通这个淮水流域的各大支流，而且还可以由此进一步南下，接通与长江航道的联系。沟通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的邗沟在春秋末年吴国就已通航在先。

 

    那么，陶在地理位置上的这些优越性，又与昌邑国具有什么关系呢？陶在西汉称作定陶，昌邑国就在陶的东面，与之相邻，而且昌邑国首县昌邑县，就设在菏水岸边，同样可以利用这条水道的航运，联通四面八方。昌邑几乎可以尽享陶作为天下之中所据有的所有地理优势，从事商业贸易交换物品。

 

    史念海先生在论述陶为天下之中这一地位时指出，陶不仅是一个水陆交通枢纽，同时也是陆上交通中心。史念海先生在文章中指出，战国时有一条闻名一时的“午道”，同样也是从陶这里通过。关于这条“午道”的记载，可见于《战国策》以及写成的《史记》相关记载之中。因为“午”字早期略近于后世“十”字的字形，我推测“午道”就如现今常见的十字交叉的通道。

 

    在战国时，陶曾一度成为“天下之中”，因而，经由函谷关而东西方向横亘的交通大干道，必然要从洛阳向东延伸途经大梁而抵达于陶。过了陶，再向东稍行，就是后来昌邑国的首县昌邑县。而若是由此昌邑进一步向东，受鲁中山地高低起伏变化的影响，道路已经无法像平地一样通畅了。这条东西向大干道，在经过西汉昌邑县治所之后，与一条略近于南北向的大干道相连接。这条干道，南端来自彭城方向，大致循泗水、菏水水道西北行，在西汉昌邑县东侧不远的地方，转而北上，经巨野泽东侧，再向北，则抵达黄河下游的重要津渡——平原津。

 

    秦末巨鹿之战时，宋义、项羽率楚军从彭城出发，北上救赵，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在通过后来西汉时期的昌邑县以后不久，宋义让军队驻扎在一个叫“安阳”的地方，而且一停就长达四十六天之久。在今山东省巨野县境内，出土过带有“安阳市”三字的秦朝陶片，从而可以推定，它应该在西汉昌邑县东北不远的地方。这一陆上交通枢纽地位表明，昌邑不仅可以利用陶所拥有所有水上交通的便利，在陆上交通方面，它还具有某些比陶更为便利的优势，或许更有利于与其他地区的人员的交往和贸易往来。

 

    秦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彭越的家乡就在昌邑县。史载他在起事造反之前，“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陈胜、项梁之起，少年或谓越曰：‘诸豪杰相立畔秦，仲可以来，亦效之。’彭越曰：‘两龙方斗，且待之。’”在当时，巨野泽是中原腹地第一大湖沼。彭越得以率众聚于此，静待天下形势进一步明朗之后，再决定进退取舍，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巨野泽既在中原腹地、四通八达，同时又有丰富的生存资源，得以从容藏身其间这一项很重要的地理特点。

 

    《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记载“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讲述汉王刘邦在彭城战败之后，退据荥阳，依托敖仓之粟补给军需，与追击而来的项羽相对峙时期，彭越配合汉王，在楚军后方展开的游击骚扰。彭越将兵在包括昌邑国境域在内的“梁地”亦即魏国故地，有效地阻断楚军粮食供应，是迫使项羽不得不与刘邦中分天下以退军的关键因素。这一事件，突出显示了昌邑国及其附近区域在经济地理上的优势地位。

 

    昌邑国境域经济地理优势对楚汉战争进程及其结局的影响，不仅仅直接导致项羽退兵后撤这么简单。正是在项羽率楚军向东南方向后撤至阳夏的时候，彭越趁机攻夺“昌邑旁二十余城”，也就是一举占领自己老家昌邑县临近区域的二十多座城邑。与此同时，本来已经打算如约西撤的刘邦，又听从张良、陈平的谋划，背信弃义，出兵追击楚军，试图利用楚军因“兵疲食尽”而不得不撤兵后退这一天赐良机，才一举灭掉西楚霸王项羽。

 

    《史记·魏豹彭越列传》所述，彭越还是动用自己在“昌邑旁二十余城”所获得的十余万斛谷米，供给汉王军食，帮助刘邦的军队，保持基本的作战能力。待刘邦封授韩信为楚王、彭越为梁王之后，彭越、韩信立即统兵加入会战，并且配合刘邦最终全歼项羽之军于垓下。至此可知，昌邑地区出产的粮食对楚汉双方的战略总决战——垓下之战的形成及其胜负，曾发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是昌邑地区粮食生产丰盛情况的一个很具体的反映。

 

    以上论述表明，昌邑国具有很多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刘髆（刘贺父亲）的封国被汉武帝选定在昌邑，实际上充分体现了刘彻对李夫人（刘髆生母）的宠爱，用以充分保障刘髆能够在此享受富豪的生活。这样看来，今天我们在海昏侯墓中看到的大量精美文物，其中有很多应是来自富庶的昌邑故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老昌邑王刘髆，在位十一年，时间仅稍短于刘贺的十二年，所以，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器物，或许有一部分应属老昌邑王故物。目前所知所有带有昌邑王年款的铜器和漆器，其最长的年数，即为昌邑十一年，因而不能完全排除其制作于老昌邑王刘髆时期的可能。

 

二问：墓室里《齐论·知道》的价值

 

    今天我们看到的《论语》，是张侯之后用《鲁论》和《古论》形成的版本，但是《齐论》与《鲁论》《古论》最大的区别就是多了两篇，即《知道篇》《问王篇》。海昏侯墓里发现的就是失传1800余年的《知道篇》。考古人员发布了包括篇题“智道”（知、智通）在内两支竹简的照片。我们究竟应如何看待这一发现以及《齐论》的文献学价值。

 

    大部分人知道后世所传汉武帝依从董仲舒的建言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从而误以为在此之后，便是家弦《诗经》户诵《尚书》，一派热气腾腾的儒学景象。实际上儒家思想对社会的普遍影响是一个逐渐扩展的过程。汉文帝时首开端倪，武帝虽继此有较大幅度的发展，至于儒家经典和思想融通以及全面的制度性建设与社会教化，到东汉时期才日臻完善，并为后世所继承。

 

    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除了在官学中得到尊崇之外，在皇室成员的教育方面作用发挥也很显著。刘贺做昌邑王的时候，其师王式便是传授《鲁诗》的名家，而昌邑王刘贺自亦能“诵《诗》三百五篇”。较此更早，其父老昌邑王刘髆，初时系以少子为汉武帝所爱，故甫一受封，汉武帝就指令“通《五经》”的夏侯始昌来做他的“太傅”。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包括《礼记》《孝经》在内的多种儒家典籍，与《汉书》这些记载相参照，反映出汉武帝以后，在皇家子弟的培养过程中，儒家的著述已经成为教授的核心内容，而元、成二帝以后汉廷治国理念的转变，正是以此为重要基础；这也是海昏侯墓中出土《齐论·知道》的社会文化背景。

 

    那么，能不能仅依据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这些儒家典籍来否定《汉书》对刘贺其人“清狂不惠”“动作亡节”之类的记载，而去证明刘贺知书达理、循规蹈矩，是一位全然符合儒家理想的正人君子呢？我认为，因为刘贺性本“不好书术而乐逸游”，这些仁义道德的教化，只是在他的消化道里空走了一趟而已，他并没有从中汲取营养，使之融入血液。前面提到的“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的昌邑王师王式，其实正是屡屡“以三百五篇”切谏主子，但刘贺的行为，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昌邑王国的中尉王吉，是另一位修身谨严的贤人君子，同样引据《诗经》以谏阻刘贺的驱驰游猎行为，但这位公子哥儿却是“复放从自若”。《诗经》《孝经》的功用既然如此，孔夫子的《论语》也就同样无法在刘贺的身上产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奇效。

 

    前面提到的昌邑国中尉王吉，除了一般性地“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及“好梁丘贺说《易》”之外，在对儒家学说的传承与弘布阐扬方面，还特别“以《诗》、《论语》教授”。如此一来，在他的主子刘贺的墓室中发现《论语》，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无奈刘贺其人实在是“朽木不可雕”也，王吉等人苦心教导的结果，上面已经谈到，亦即这位藩王依然“放从自若”“终不改节”，直到登上天子的大位，也没有发生丝毫改变，甚至都没有装模作样地掩饰一下。

 

    不过，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王吉当年向昌邑王刘贺“教授”的《论语》，海昏侯墓中发现的《齐论·知道》，就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篇章。王吉是西汉传授《齐论》最重要学者，他学的、讲的，都是《齐论》，自然会向昌邑国王刘贺讲授。在昭帝去世之后，霍光派人迎立刘贺为帝的时候，王吉审度时事，剀切劝告他对霍光要“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自己惟“垂拱南面”做个傀儡皇帝而已，其间就藉用了《论语·阳货》的文句。

 

    《汉书·艺文志》记载：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前文提到“王吉”，后面却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唯王阳名家”，相互关联，王阳只能是指王吉。唐人颜师古曾解释道：“王吉字子阳，故谓之王阳。”王吉字子阳，其少时尝因学问而客居长安，所居里中即有谣谚以“王阳”相称，颜师古的解释，固然不误。但为什么王吉字“子阳”却被单称一个“阳”字？盖古人两字之名或单称其中一字，对“字”的称谓，也有同样的通例。

 

    王吉在劝诫刘贺时曾借用的《论语·阳货》的文句，其语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鲁论》则本来是“读天为夫”，今本“天”字系东汉末郑玄依据《古论》做的订正，而王吉所称述者则与《鲁论》不同，仍作“天”字。

 

    郑玄虽然号称参考了《齐论》和《古论》，来为西汉成帝时人张禹以《鲁论》为主编成的《论语》作注，但依据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的看法，他实际参考的恐怕主要是《古论》，并没有怎么利用《齐论》。武内义雄对比后世文献中残存的郑玄注文后指出，郑氏只注出《古论》的不同写法而没有提及《齐论》。因而，上述引文正显示出王吉教授的《齐论》与《鲁论》之间的文字出入及其同《古论》的一致性。反过来看，这也是印证王吉所学《论语》文本系统的一个实例。

 

    由此推测，海昏侯墓出土的《齐论》，应直接出自西汉时期唯一以《齐论》名家的权威学者王吉。因而，我们应当予以关注的，不仅是久已失传的《知道》这一篇章重现于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竹书，是不是还有《齐论》的其他部分？由于其来源的权威性，若还发现有这一文本的其他部分，对清晰、准确地认识《齐论》的面目，将具有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

 

    意义之重大，还不仅在文本来源的权威性上，而是可以借此深入了解后世《论语》文本形成过程中对《齐论》取舍的一些具体情况。因为现存《论语》版本的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基础是成帝时人张禹编定的文，后又经郑玄刊改，而张禹版本来是师从夏侯建学习的《鲁论》，后来又转而师从王吉、庸生学习了《齐论》，所以能从《鲁论》为主且折中二本，“择善而从”，编成定本。

 

    因此，张禹所学的《齐论》既然也是出自唯一以此学名家的王吉，昌邑王刘贺受学于王吉而写下的这部《论语》，应与张禹从王吉那里学到的《齐论》极为接近。这也就意味着海昏侯墓出土的《齐论》写本，应与张禹编定《论语》时所依据的《齐论》近乎一致，其文献学价值之大，也就不言自明了。

 

    假如在今后的清理过程中，在《知道》和《问王》这两个《齐论》独有而又久已佚失的篇章以外，还可以发现其他一些《齐论》内容的话，实际上对我们认识《齐论》，认识《齐论》《鲁论》的传承渊源以及这两个系统文本与《古论》的关系，认识张禹、郑玄以后流传至今的《论语》文本，或许会有更为深刻、同时也更富有学术内涵的意义。单单是《知道》一篇的发现，主要是可供我们了解《齐论》这一部分独特构成的内容，以及张禹、郑玄等人为什么对其弃而不用，价值有限，意义十分浅显。

 

三问：“海昏”地名的含义之谜

 

    在保存完好的海昏侯墓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和简牍文献资料，而对这些文物、文献的研究刚刚拉开序幕。由于对这些文物、文献的研究整理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因此也还没有正式公布大多数新发现的物品。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研究工作，大多只能针对一些边缘性问题，或是主要依据《汉书》等传世基本典籍来研究刘贺的身世。但是，有一个基本问题是“海昏”这一爵号的来源，或者说是朝廷把刘贺的列侯名号定为“海昏”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有学者把“海昏”训释为“晦昏”，认为汉宣帝以此来寄寓特别的政治象征意义，即用以表示对刘贺道德层次、行为风格和执政表现的全面否定。

 

    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汉宣帝把已形同囚徒的刘贺册封为海昏侯，是一种善意的举措，用以安抚刘贺以及其他刘姓皇室成员。因为，汉宣帝本人则是依赖霍光废黜刘贺始得登上帝位，而刘姓皇族对霍光独揽朝政且擅行废立本已积怨甚久，这些人的怨恨情绪，需要适当纾解。在这种情况下，汉宣帝没有必要特地琢磨一个侮辱性很强的爵号冠加在刘贺的头上。此外，“海昏侯”一名当中的“海昏”两字绝不可能寓有恶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东汉光武帝曾以此名称册封沈戎一事。

 

    对于一个具体地名来说，其构成文字和组合形态在特定历史时期属于怎样一种惯行方式和体现着怎样一种特征，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判断清楚。

 

    据《汉书·王莽传》等处记载，王莽曾向平帝上奏建议设立“西海郡”之前即已设置的东海、南海和北海三郡，定名的缘由，乃是分别有大海在其东、南或者北面，而这个“西海郡”的名称，则是得自郡境西侧的一片内陆水域——这就是现在的青海湖。受“西海郡”一名影响始逐渐称用“西海”，因而在《后汉书·西羌传》里，明确看到这一湖泊被称作“西海”的叫法。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西海郡”名称的确定，关键不在于当地是否有“西海”，也不是王莽强自命名了一个“西海”，而是今青海湖水域在王莽设立这个郡之前就被以“海”相称。这愈加说明用“海”字来称谓具有一定水域面积的湖泊，是汉人一种很流行做法。在此需要稍加补充说明的是，像“彭蠡泽”这样以“泽”为名的水域，能否以“海”相称？

 

    泽与湖之间，常常并没有本质区别，所以有些泽也可以称之为“海”。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称“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其所入之“海”只能是指居延泽，这是虽以“泽”名却仍可称“海”的确证。《汉书》乃径以“海上”一语称述滨湖的草地，这里也就是所谓苏武牧羊之处。“海上”意即“海滨”“海畔”，是滨海的陆地。

 

    中国古代在定立地名时，采用所处位置与阳光的方位关系来做组合专名的通名，应该说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所谓“山南水北为阳”，当然，反之则为“某阴”，即如洛阳、华阴之类。

 

    这一称谓的重要性，在于它与我们所要讨论的“海昏”一样，是以“海”表述一片内陆水域，再在其后附缀表示相对位置关系的词语，以指称与其相关的某一地理区域。这使我们进一步看到，“海昏”这一地名的本义，很有可能就是指彭蠡泽西南之地。

 

    同在西汉时期，在中原腹地的陈留郡，还设有一个叫作“东昏”的县，在地名构成形式上，与“海昏”颇有相同之处，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东昏”两字在当时会具有诸如“昏乱”“昏秽”之类特别的“政治象征意义”。这就提示我们，这两个地名共有的“昏”字，很可能是一个表示用作地名通称的后缀。

 

    按照前面的推想，“昏”字在这类地名中应该是用来表示西南方位，那么，在“东昏”的东北方向上，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可以作为比照依据的叫作“东”的地方呢？——答案是肯定的，这里正好有一处“东”地，不仅历史悠久，还很有名。

 

    秦汉东郡与东昏县所在的陈留郡毗邻，正在东昏的东北。把“东昏”与“东”的方位关系同“海昏”与彭蠡泽这处内陆之“海”的方位关系两相并观，似乎使我们更有理由推定：海昏县的名称，或许就是缘于该地位于彭蠡泽的西南。“海昏”只是西汉豫章郡下的一个普通县名，而以这样的封地原有地名来做爵号，本是西汉时期最为通行的一般做法。“海昏”是一个至迟在西汉就已经出现的地名。

 

    （本报记者刘彬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