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教育与社会的“共振频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早已提出“到2020年我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如人口、经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驱动等方面，近些年来都纷纷提出了面向未来（2025、2030，甚至2050）的发展目标、规划及战略。不难看出，包括教育决策在内的国家决策，已极大地加强了前瞻性，自2010年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来，国家的教育决策不再局限于“五年一规划”的惯例，而是将宏观的和顶层的教育未来发展设计置于一个更长的时段来考量。

    从2030年这一“远期时点”来谋划中国教育发展目标及战略，能够找到近接2020、远衔2050的时间交接点；聚焦于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就能找到教育与社会各领域的“共振频率”。

如何预测中国教育的未来

    尽管人们都说，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是创造未来，然而即使是创造也需要有大致明确的方向和尚可描述的目标。从方法论意义上讲，由于预测不可避免地带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但通过假设式的“设定”，可以将“预测”到的可能性变为行动的前提条件。

    预测是多向度而非单向度的，也就是说，要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其他子系统的现实状况、发展趋势及对教育的影响和要求，如人口的增长、经济与科技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等等，都在预测范围之内；预测不仅包含社会动力而且包括社会条件，人们的主观需求和客观要求，是构成社会发展动力的原因，能否满足则取决于特定时代所能提供的条件；预测不仅包括数量因素而且包括非数量因素，因而需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预测方法。

    预测未来的具体方法很多，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定量的或定性的方法，抑或兼而有之的混合式运用。定量的预测方法，是以数量方式刻画事物的性质与程度，主要有平滑指数法、回归分析法等方法。定性预测，是指预测者（一般是专家）依凭知识、经验和智商，根据所掌握的史料和现实材料，对事物的未来走向做出性质和程度上的判断，再通过一定形式的研讨或推论，对未来情形和方向做出预测。这种定性预测，可以采用“德尔菲专家问卷”的方法，向专业人士数次搜集信息和意见，直到满意为止。此外，举行专家工作坊，可以强化面对面的碰撞与相互启发，也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质性方法。

    未来教育可能呈现哪些图景？概略地说，宏观图景是教育与社会与生活和谐共生，包括“立交桥”式的学校体系建成，学校等教育机构与社会环境和谐共生，学习化社会基本形成等；中观图景，是学校成为令人向往的地方，无论学校环境和学校文化，还是领导与管理，拟或课程与教学，都能在最大程度上以学生和学习为中心、为出发点和归宿；微观图景，则是在教育过程中充满平等、尊重和爱。这取决于如下前提：一是多年未能消除的顽疾能否消除；二是新的方向、战略和路径设计是否合理；三是新的策略、举措能否真正到位。

目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根据我们近年来对苏南5市、重庆、成都、贵州、深圳等地的系统调研，发现当前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是：学校之间发展依然不均衡；校外教育机构与学校未形成合力；政府与学校之间关系尚未理顺。

    东部地区的突出问题，一是重普轻职，类型结构失衡，职业教育发展难以为继；二是公多民少，体制单一，公办学校一枝独秀，民办学校发展不力，教育系统活力不足。破解之策有：出台特惠政策调整，推广“产教融合”等经验，激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

    中西部地区大班额问题突出，城郊学校教师超编、边远地区与某些学科（如音体美）缺编的现象同时存在，需要下决心、花气力解决；教师负向流动。当前急需加强“基于证据的决策”，使教师制度、政策及其执行更加科学合理；鼓励学校内部建立校本管理、校本教研、校本研修的合理有效机制，为教师专业发展营造出良好的大环境和小氛围。

教育现代化的推进路径

    教育现代化的思路是以人的现代化为重心，推进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更有效能、更具活力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当今中国的教育，已由注重规模、速度及条件装备和技术的“外延式”发展转向注重公平、质量和效益的“内涵式”发展，内涵式的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是人和文化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出发点和归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人的现代化，比制度现代化和器物现代化要困难得多，不是仅靠增加经费投入就能实现的，需要经由艰难的观念改变、文化认同和精神、心理上的转化。因此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与评价，均要以“人的现代化”为重心。

    其次是在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的研制与实施方面，都要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改进和优化，如：指标的设置要指向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式发展（如公平和质量），要破解柔性指标不易量化的技术难题，还要加强评价过程的协商性和结果使用的建设性。

    最后是推进路径方面，东中西不同梯度不同发展水平以及城乡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决定了教育现代化推进要在总体布局下分地区、分阶段进行，且因经济结构、体制形式、文化类型的不同而应有不同的推进模式。

    具体来说，可以选择的路径应该包括：

    “示范区引领”。教育现代化示范区和示范校建设的意义在于探索道路、反思失误、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为教育现代化发展决策提供事实依据。可考虑分段分级、分域分类启动示范区建设，如依据未来人口变动趋势，建设普惠型学前教育示范区、优质公平的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示范区、普及而多样的高中教育示范区、全纳平等的特殊教育示范区；对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等重大战略，建立产教融合、普职融通的职业教育示范区、高等教育结构性改革与创新人才培育示范区；在大教育视域下建设学习化社会模范社区等。

    “体制机制创新”。教育治理现代化，需要科学的顶层规划，更需自下而上的尝试、探索。当下迫切需要打破制度壁垒，开放与监督并重，“放”“管”与“服务”结合，促进社会力量合理参与办学，形成公民办教育互补体制和全社会多主体参与教育治理的互生机制。除了形成民间资金参与办学的合理机制之外，还可以公办民办结合的集团化办学、“管”“办”“评”分离式的委托管理、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民间力量参与办学提供渠道。

    以城乡一体化发展为主旨的“整体综合路径”。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需要整体综合式的教育现代化推进路径，城乡统筹或城乡一体化是其中的代表。比如，成都以“后进跨越式”区域现代化作为理论框架，构建统筹城乡教育现代化的基本模式：以“信息化、标准化、均衡化”三化联动为基本途径，以“权利保障机制、资源调配机制、质量监控机制”三制并重为运行机制，富有前瞻性地从“实质性受教育权利”的角度构建教育均衡制度体系。作为“大城市带大农村”特征鲜明的直辖市重庆，普遍重视以现代化技术手段带动农村教育发展，实现城乡资源配置的一体化，鼓励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此外，还可以启动若干重大工程来支撑和助力各级各类教育现代化的有序有效推进。如教育现代化评价与监测系统建设工程、教育信息技术现代化开发与普及工程、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促进工程等等。

    （作者：杨小微 系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