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家本事》：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型

    近期，大型生活美学纪录片《传家本事》第二季在央视开播。在去年首季所奠定的影像风格和主题陈述的基础上，新的系列片继续探寻和呈现不同区域的个体生活，从中发掘我国传统的生活智慧和文化精神。实际上，《传家本事》并非当下中国纪录片的孤例，《本草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国春节》等一批作品都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之间关系，从而构成了当下中国纪录片乃至整个文艺创作的一种集体征候。

    任何一个民族都在自身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文化传统所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当代中国一直经历着历史上少见的文化剧变。不论是可见的物质文化和生活方式，还是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社区组织形态和文化价值观，都面临着打破和重建的挑战。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国人用新的目光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试图从中找到方向和镜鉴；对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成为重要的国策，不断出现在《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和《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文件中。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传家本事》为代表的一批纪录片作出了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探索。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热”“寻根热”“国学热”等关乎传统文化的各类社会思潮和集体心态就层出不穷。单从纪录片领域来看，对于传统文化的主题陈述大约可以分为先后三个阶段。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的民族建构阶段，侧重于对民族起源、身份和精神的探寻；其次是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历史建构阶段，借助于考古、文物、历史等现代科学门类进行知识传播和文化教育；最后是近年来的生活建构阶段，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这类纪录片以传统文化呼应了民众对于生活品质及其精神内涵的追求。

    与民族建构和历史建构的阶段相比，当下传统文化主题的纪录片从生活中出发，不仅发掘了文化中更加切实可感的那部分内容来回应当下国人对于生活品质和人际关系的集体焦虑，而且在形态上也能够充分利用当代纪录片艺术的视听优势。例如，在《巴蜀——闲居的仁爱》这一集中，创作者将目光聚焦于竹椅制作这个细节上，从而对大众熟知的成都茶馆文化作出了新的观察。通过对竹椅匠人杨师傅的采访和拍摄，竹椅从物质实体上升为一种对生活精雕细琢和对人包容仁爱的抽象精神。并且，这种从有形到无形的升华并非仅仅来自于画外音解说，人物的生活工作状态和只言片语里透露出的专注态度，都充分利用了纪录片对于细节、质感和情绪的呈现优势，共同达成了对于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精致表达。

    《传家本事》在呈现生活方式的时候，尤其注重对于纪实性素材和声音要素的使用。在拍摄过程中，影片对于主要人物进行了充分细致的访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访谈与传统的电视采访方式有很大的区别，不仅在光线和场景设计上更加遵循自然空间的逻辑，而且在话语方式上也更接近于拉家常。人物的笑声、沉默、叹息、乃至于粗重的呼吸声，都成为这部纪录片的重要声音要素，与家常式的访谈一样，让人物的形象和生活更加有血有肉。

    纪实性素材同样是这部纪录片的创作特色。虽然在解说词撰写及其结构功能方面仍然部分遵循了政论片的模式，《传家本事》中仍然使用大量配有同期声的纪实性段落来展现人物之间的关系。例如，《钱塘——人文的美意》这集的拍摄就完整捕捉到做鼓匠人叶关汉和陌生客户之间的互动。在交接完修复老鼓的事情后，叶关汉很自然地邀请送鼓过来的老汉留在家里吃饭，并致歉自己家里没什么菜——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传统乡村的待客之道，通过游离在主要情节之外的纪实性细节得到了细腻的呈现。而类似的情感丰富的小段落可以说遍布在这个系列的每一集里，给观众带来了情感和精神上的丰富滋养。

    当然，《传家本事》并非是尽善尽美的作品，在画外音和纪实性段落之间还存在一定的风格和功能上的错位。而如何进一步发挥纪录片的注重细节、传递情感的媒介特征，有效地探讨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避免“中药铺”式的罗列和挽歌式的孤芳自赏，既是这部影片给我们带来的有益启示，也是当下人文类纪录片创作所面临的共性挑战。

    （作者：梁君健 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