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山水文,其开创性意义堪比谢灵运开创山水诗。柳宗元存诗160余首,存文600余篇,其中50余篇是山水记。这些山水记最能表现其美学思想,彰显其人格风骨。《唐宋诗醇》说“谢灵运游山诗、柳宗元山水记素称奇构”。那么柳宗元山水文“奇”在哪里呢?
以怪为美的旨趣。《柳宗元集》中所收山水文,基本上创作于作者贬官之后。柳宗元乃河东人,河东乃唐时的中都,其热闹程度不逊于两京。他在被贬永州前,生活于膏粱锦绣之中,出入于巍峨宫殿,穿行于繁荣街市,游宴于精致园林。因贬谪进入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幽闭于一个恶劣而狭小的空间里,忍受着常人不堪忍受的落寞孤独。野莽蛮荒给了他刻骨铭心的感受,形成了以怪为美的审美取向,美人之所不美,容人之所不能容。他的这类山水文取材荒野,所记皆名不见经传的山石溪涧,那些常人眼中恶劣丑陋的山水,于其目中,“山皆美石”,四时皆宜。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所记乃一块弃地,是一块人皆“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的弃地。这些山石“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的丑怪之处,却让他感到美不胜收,美不可言。柳宗元的山水记,多使用这种套路:所记者皆人所不识的丑陋朴拙山水。而这种人“未曾游”“未能至”的“异地”,却让柳宗元不断发现。柳宗元“自肆于山水间”,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美,获得了别人不能获得的发现美的惊喜,这是因为他于恶劣荒野中“发现有生的意味”,而“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柳宗元这些“以怪为美”“不合于俗”的山水文,以其独特的观照与书写视角,生动表达了他对自然美的独特感受,熔铸进作家的身世之感而喷吐抑郁不平之气;不仅具有征服荒野与孤寂的强悍精神,而且表现出排解郁结的慰藉与发现异美的喜悦,表现了诗人对生活、对生命、对人生、对人世的痛切肌肤的思考。而读者最易于感受其抑郁情怀,也最易于为其忠而被贬、怀才不遇之遭际而扼腕叹息。
以乐写哀的反讽。柳宗元在《与李翰林建书》《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等给朋友的信中说,荒野威胁着他的生存,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以至“行则膝颤,坐则髀痹”。全篇不足200字的《囚山赋》,字字写险恶,永州四围高山环合,如牢如柙,原以为就三两年的放逐吧,哪里想到一贬就是十年,像兽一样被牢柙。他怒不可遏地发问:“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但是,他在山水文中则往往表现出与其真实本意恰恰相反的一种特别豁达。明明是痛苦不堪,却说适意非常;明明是倒霉至极,却说十分庆幸;明明是渴望返京,却说胜意山林。他畅游蛮荒而以荒野为僚友,似乎忘却所有仕途失意,因此,所见俱美,苦中作乐,“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始得西山宴游记》)。“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滢滢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钴姆潭西小丘记》)“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始得西山宴游记》)“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钴鉧潭记》)“丘之幽幽,可以处休。丘之窅窅,可以观妙。溽暑遁去,兹丘之下。大和不迁,兹丘之巅。奥乎兹丘,孰从我游?余无召公之德,惧翦伐之及也,故书以祈后之君子。”(《永州龙兴寺东丘记》)柳宗元似已能够直面荒野而与之和平相处,“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愚溪诗序》)。
这种反讽手法的运用,更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感染力。然而,柳宗元毕竟是个“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的斗士。因此,读柳宗元的山水文,需要透过其字面,透过其轻松而富有诗意的描写,结合上下文语境乃至其身世与其他文字来了解其用意,而真正抵达其内心,理解其文章的真正意旨。明代茅坤就说柳文“悲怆呜咽之旨,而其辞气环诡跌宕,譬之听胡笳,闻塞曲,令人肠断者也”。
以诗为文的妙笔。柳宗元本质上是诗人,其山水文,以诗为文,语言奇崛,寄托深婉,意境诗化。柳宗元用诗的语言来写山水文,其文多用短句,骈散相间,节奏明快而简练生动,且虚实结合,意趣横生。他的这些山水文如诗如赋,整饬俳俪,音韵和谐,具有诗歌所特有的韵律美、节奏美与视觉美。《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全文仅193字,而仅用了166个字就将游览小石潭的全部过程、小石潭的曼妙景色描绘得淋漓尽致。“空游无所依”五字,状物妙极,写游鱼,亦是写潭水,潭水澄澈,几让人误以为鱼在空气中游动。他的山水文,多在三百字左右,凝练精到,准确传神,吸取了骈文的长处,而确有“漱涤万物,牢笼百态”之精妙。茅坤云:“古之善记山川,莫如柳子厚。”信然。
柳宗元的山水记,也是“江山之助”的产物,属于“山水抒愤”类,写景状物,寄托深婉,成为柳宗元投荒十余年的美学日记,也是他生命哲学的诗意书写。诗人自己说,他在游西山后,“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西山宴游记》)。其《愚溪诗序》围绕着山水命名说事,将其周边所有的山水外物一应俱以“愚”名之,然后从溪到人,转而说自己之愚,“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文之最后,由贬溪转入赞溪,由自贬转入自赞,“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诗人获得了人生之大喜悦,获得了生存的大觉悟,于是喜不自禁地写道:“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而《小石城山记》,则先详细描绘了小石城山的形状、布局,惊叹山石树木疏密仰伏如高明设计师精心布置一般,然后猛然一转而为关于“造物主之有无”之哲学命题的讨论,曲笔深婉,波澜层生,生动反映了作者思想交锋的过程,表现出不信命运的主体意识,流露了摆脱现状而“一售其伎”的渴望。
诗化意境体现了柳宗元山水记的创作睿智,也是其山水文突出的书写特点。这一点几乎为所有研究者所公认。林纾说:“文有诗境,是柳州本色。”日本唐诗学者下定雅弘认为,其“‘山水记’也是为了逃避贬谪苦闷、获得一时安宁的一种发泄表现。在极其精美的描写里饱含着深刻的苦闷和悲哀”。所谓“极其精美的描写里”,不仅是讲形式上的精致,而且是讲形式所营造的一种诗意,一种诗化的情境。事实上,柳宗元的这些山水文之高明与绝妙处,就在于意境的创设,他将生命精神与山水诗意相融合的抒情策略,即是为了营构出情景交融的诗境。
柳宗元的山水文“素称奇构”,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领域,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具有非常强烈的艺术魅力与非常深远的美学影响。
(作者:王志清 系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