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者米尔斯便严肃地指出，西方“相当多的现代社会科学一直在同马克思的著作反复进行未被人们注意的辩论”。不管辩论的内容和形式如何受到不断变幻的时代条件的影响，辩论长期存在的事实清晰地表明了马克思的思想影响力以及他比其他人更准确而深入地切中了现代社会中心问题这个事实。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公开诞生后160多年的思想史效应充分说明了其科学地位。

    通过思想史效应来理解作为社会科学家的马克思时，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不仅从科学上触动了人类历史的全部自我理解，而且预言了人类历史千年未有之革命，即无产阶级解放，这使得其始终处在政治争论中心，并使其接受过程更加曲折与漫长，思想史效应也更加复杂和多变。通过将马克思的思想史效应区分为八种不同的现象，可以更好地说明它们给我们今天在理论上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内涵和推动理论创新提供的多种启示。

    第一种是公开的挑战。这是西方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反应的最重要且持续不断的传统。这一传统有许多种变体，从冯·米塞斯至海耶克、波普尔代表的朝圣山学社，再到冷战结束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这一传统越是强劲，它就越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代表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是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全面确立统治之后的最直接的意识形态对抗，这种对抗在归根结底意义上又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表征。

    第二种是虚假的竞争。竞争是公开的，但竞争者却在实际上挪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的核心原则和观点，所以是虚假的。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是个重要例子，此人于1960年出版《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从该书副题即可看出，它直接叫板马克思主义。但是，他本人也强调在研究方法论上，“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马克思在最后承认的而恩格斯只是在晚年才完全承认的看法，即社会是互为作用的有机体”。这就是说，他是通过马克思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第三类是无私的赞赏。熊彼特是重要代表。他正确地指出，经济史观并不意味着人类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全部地或主要地为经济动机所驱使，相反，对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和机制的解释，以及个人心理对社会的影响都是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也是对社会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同时，他以科学上的无私或公正证明了马克思的独特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与你接受和拒绝无关，它源自真理的追求。

    第四类是实用主义式利用。几乎在人文社会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存在着对马克思观点的挪用。在此，我们提及丹尼尔·贝尔和吉登斯两个例子，他们都是主流学者，他们分别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和高级现代性理论，在今天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反响。他们都坦承马克思对于现代社会分析不可替代的地位，并且都是通过挪用马克思主义来提出自己的核心假设。这一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罗蒂的一个观点，即最好的解释总是运用。

    第五类是灵活的发挥。我们用它来描述一些有创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态度。这一类现象无须多说，但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许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们确实不仅在形式上（立场）弘扬了马克思的理论传统，而且在实质上（内容）为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今天，无论是卢卡奇的美学理论，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以及列斐伏尔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等，都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通用财产。

    第六类是严格的注释。以《21世纪的资本论》产生重要影响的青年学者皮凯蒂是集中代表。皮凯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无意为马克思辩护，他只是以经济学模型证明了分配不均是资本的本质，即私人投资回报率总是高于GDP的增长。其引起很大反响的原因在于以数据质疑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也动了整个主流经济学的奶酪。恰当地说，他只是用今天的现实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做了一个注释。我们不能简单地抬高这些研究，动不动就拿马克思的《资本论》来比附，但包括生态、阶级、性别以及其他各种新问题的研究，也不能简单地忽视，因为它们证明马克思所揭示的现代社会之内在的对抗性不仅始终存在着，而且其表现也深化和复杂化了。

    第七类是全球化语境下肆意的学术时尚消费。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曾为我们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消费，他指出，冷战结束后，在西方主流媒体上，“马克思如今不再是自由作家和批判的批判家，而是成了世界银行的雇员、全球化了的资本市场上的金融掮客或经济记者，用不同的笔名在《金融时报》《纽约时报》或《明镜》上发表文章”。当然，在这种消费中，马克思的声音越大，他所指明的改造世界任务便越严重。

    上述七类现象说明，某些西方主流媒体把马克思评为千年伟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此强烈地影响其身后历史，超过马克思的人并不多。对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在回应马克思的思想史地位和当代影响力这个问题时，需要严肃的前提。这也把我们引向最后一类现象。

    第八类是真诚的思想敬畏。汉娜·阿伦特是这类现象的一个有力代表。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氛围中，她坚持公开地谈论马克思。在她看来，支撑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是三个前提假设——即劳动创造了人；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任何奴役他人的都不可能自由。这三个前提不是马克思的臆断，而是他对时代变迁的准确把握，“每一条都表达了我们时代由以开始的重大事件之精髓”。所以，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是回应了现代社会首要问题的思想家，是19世纪唯一严肃地叙述了那个世界重要事件——劳动解放——的思想家。马克思对世界几乎所有的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只是证明，我们仍然与马克思生活在同时代，也就是说，劳动和历史问题依旧没有解决。正是因为这一点，马克思比孔德更胜任社会科学之父的称号。

    今天人文社会研究的各种部门科学和领域情况都说明了马克思是当代思想不可超越的地平线。正是在围绕历史和现实的自由争论中，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人们的认同，得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尊重。因此，问题并不在于阻止争论，而是在这种争论中真正领会和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价值。这是对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之真正敬畏。这种敬畏要求我们，一方面，像马克思本人那样，必须把历史发展放到一种与整个人类发展阶段有联系的长期框架中进行研究，把马克思的著作与他集中关注的较短时期、特定题目和特定问题以及具体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从而理解他的成就；另一方面，不是重复他对自己时代问题的诊断和给出的答案，而是直面其提出的问题，并探寻我们自己深入历史发展矛盾和开创新文明的道路。《资本论》不断地启示着我们，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始终召唤着我们。

    （作者：胡大平 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