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们的装帧艺术

    【周四书话】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艺圈中写得一手好文章的艺术家不在少数，许多大名鼎鼎的文学家也做得一手好设计，他们在写作与出版之余，还具备成为设计师的才华与潜质，这样的行为在今天各专业领域边界清晰的语境下被称为“跨界”。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版设计中，既可见其国际视野之开阔，又可见其传统文化积淀之深厚。鲁迅、闻一多、邵洵美、张爱玲等人便曾参与书籍设计，进行过多方向的尝试。

    鲁迅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作家冯骥才认为鲁迅很重视书的整体形态与美感，他多次亲手设计书籍封面，结合图书内容选取合宜的纸张、印刷工艺与装帧风格。鲁迅的封面设计有对中国传统元素的现代应用，如《桃色的云》（1923年）封面上由人物与云气纹组成的装饰带，便以鲁迅醉心收藏的汉画像砖拓片为灵感；《心的探险》（1926年）目录后注明“鲁迅掠取六朝人墓门画像作书面”，在青灰色封面上描绘深棕色图案与书名，表现腾飞雀跃的群魔戏兽图，灵动、韵致而古朴。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对鲁迅的书籍设计也颇有影响，他在1933年为《萧伯纳在上海》一书设计封面时，受构成主义拼贴手法的启发，剪切当时各式报刊登载的关于萧伯纳来华的新闻，用深红色油墨制作单色印刷的封面背景，上面加印黑色书名与萧伯纳线描头像，生动地表现了当时中国文坛热议萧伯纳的场面。这些封面都通过强烈的明暗对比，体现鲁迅将艺术与社会使命相结合的主张。

    象征主义与唯美主义的艺术思潮在20世纪初的上海曾引起很大反响，闻一多、邵洵美、叶灵凤、李金发等人在文学创作以及相伴而生的书籍装帧、插图设计等领域进行了本土化的实践。闻一多也在书籍设计上多有佳构，从他早年给《清华年刊》画的黑白插画中可见英国艺术家比亚兹莱对当时文艺界的广泛影响。闻一多将他对黑色的偏爱融入书籍与插画设计之中，多表现出强烈的对比关系。他自己的诗集《死水》便采用黑色封面。据闻立鹏回忆，“封面与封底选用了不发光的黑色重磅纸，书面上方三分之二处贴上小小的金色签条，书写着书名与作者。整部书籍以重磅厚纸印制，书页以浓黑的油墨印刷”；闻一多为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设计封面，也以黑色作底，将红唇、眼睛、女性腿部特写等图形以拼贴的方式点缀于浓黑底色之上，以呼应“鳞爪”之书名，生动地表现巴黎留给中国诗人的印象：摩登都市中诱惑与危险并存。1931年为徐志摩诗集《猛虎集》设计封面，采用棕黄底色，用简朴遒劲的写意横线铺排出虎皮斑纹的苍莽意象，将中国笔墨与现代主义融为一体。闻一多认为封面设计应与“本书内容有连属的或象征的意义”，从他的设计中可见这一理念的亲身实践。

    邵洵美在英国留学回国后，创办了金屋书店、时代图书公司等出版机构，金屋书店出版的《金屋月刊》便体现了唯美主义的影响，模仿英国《黄面志》（The Yellow Book）的装饰风格，只是《金屋月刊》的封面没有比亚兹莱风格的插图，黄色封面上只有简洁的文字，封底则刊印叶灵凤绘制的插画广告，以呼应唯美主义的艺术主张。

    张爱玲也曾参与了自己小说集的封面和插画设计，从中既能窥见当时上海商业美术对这位女作家的影响，又展现了其独特的女性气质。张爱玲在《天才梦》中谈到自己对色彩、音符和字眼极度敏感，她为《传奇》第一版封面选用最喜爱的蓝绿色底子，书名与作者名则用黑色隶书字，在书摊上有闹中取静的震慑之感，她在《〈传奇〉再版序》中写道：“我要用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再版则选用好友炎樱的草稿临摹成封面，并以“古绸缎上盘了深色云头”“黑压压涌起了一个潮头”以及用月亮、玉环等意象来表现书中的人物关系。《传奇》出增订本时又请炎樱设计了新封面，张爱玲借用晚清画报中的仕女图来表现日常化的传统女性生活，右上角突兀地以简线笔法涂绘一个现代女性鬼魂般的侧影，向下张望的姿态反映现代目光对传统女性生活的好奇与窥视，正如张爱玲的初版题记所说，“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透过书籍设计这个小窗口，我们可以窥见现代文艺的大气象。在20世纪上半叶动荡的时局之下，文艺界对各专业领域之间的界限并未十分在意，而是由着自身兴趣之所至，参与到各式各样的设计活动之中。在这些与欧洲新艺术运动的整体艺术观念遥相呼应的设计实践中，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壁垒被打破，传统与现代相互融合，促成异彩纷呈的文艺景观。

    （作者：张馥玫，系北京印刷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