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护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之根

    2015年，我国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因发明青蒿素而引起全世界关注，这其中最重要的闪亮点就是，她是完全中国“本土自产”的，是在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科学家。在获奖感言中，她对赐予她这一灵感的东晋科学家葛洪给予了极高称赞：“如果东晋时期就有诺贝尔奖的话，我想，葛洪应该是中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医者。”同样，作为首届中国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吴文俊院士，因数学定理机器证明方面（数学机械化）的开拓性研究享誉世界。这一20世纪70年代取得的数学成就，至今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等领域。他说：“我是在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下提出问题并想出解决办法的。”所以，养护旧根，方能长出新芽，只有全面系统地养护好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之根，才能生出更多的创新之芽。

    吕变庭教授近十多年来，在中国科学思想史这片广阔田地里辛勤耕耘、笔耕不辍，近日在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新著《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史·导论卷》，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的突破：

    首先是对“李约瑟难题”的新思考。吕教授认为，即使没有欧洲近代科学的传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也会按照自身演变的规律自发而缓慢地产生近代科学。按照这一思路，我们会发现，近代科学“能”在中国发生是一个历史事实，而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自主快速地发生”？此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就应着重于回答到底是哪些因素影响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自主快速地发生”，这样就会避免只按照西方理性思维模式而寻求答案的误区，而将研究视角聚焦在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上。

    其次，在史料和分析工具的使用方面。在研究中国科技思想史时，学者运用的史料多局限在文字史料方面，不太注重口述史料、实物史料。此外，一些考古出土的材料，如先秦简书、秦汉简帛，敦煌、黑水城文献以及一些岩画、石刻等，都对认识和阐释中国传统科技思想史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在研究中，吕教授强调使用图形模式来分析，他借鉴李佐军先生的“人本发展理论模型”来解释中国传统科学的三次思潮及形成原因，特别是解释宋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高峰时，借助自己创制的“宋代科技管理的效果分析模型”，别开生面。这种管理学模型式分析工具的使用，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宋代“官科技建制”在宋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最后，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上，作为历史的中国科学思想史，一方面我们要从历史自身发生的“场”中去理解，即“以古证古”。其次要将通史与断代史相结合。这种结合的方式在白寿彝的《中国通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中都得到成功运用。因此，吕教授尝试将此方法运用于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中，通过呈现每个重要科学家的思想来实现呈现每个断代阶段的科学思想，再将每个断代阶段的科学思想相互串起来，进而展现秦汉、魏晋、隋唐、北宋、南宋、金元、明清整个历史阶段科技思想的基本面貌。通过这种方法的合理运用，对中国科技思想呈现的基本面貌作了提炼和概括，即：作为反映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实践活动的中国传统科技思想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一体多元非均衡发展”“文化整合性”的双特征。

    （作者李涛系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杨静系科学出版社编辑）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史·导论卷》

    吕变庭 著  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