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擎火把的人

    【出版家】

    两年前卸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的陈昕，不久前出现在“出版的品格和传统——陈昕著作集出版座谈会”上，深蓝色夹克、土红色的T恤，一身休闲打扮。

    出生于1952年的陈昕，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年轻时下乡做过知青，参军当过战士。1977年，他踏入出版界，从资料员到编辑，从编辑室主任到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直到成为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的总裁。在近40年的时间里，陈昕编辑、策划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中华文化通志》等数千种图书，让《辞海》《英汉大词典》《十万个为什么》等沪上名作焕发新生。尽了“出好书”的本分，陈昕还在以学者的视角分析中国图书出版市场，成为中国出版经济学的重要开拓者。

    日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出版经济学研究》《书之重，评之轻——陈昕书评选》《高擎火把的人——陈昕出版演讲录》三部新书，就记录了陈昕40年来在出版家和出版经济学家之间不断变换的人生轨迹。

作为出版家的陈昕

    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任上时，陈昕每年都会给新入职的员工朗诵俄国思想家赫尔岑的一段名言：“书是和人类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里结晶成形；书本中，记述了人类狂激生活的宏大规模的自白，记述了叫作世界史的宏伟自传。”在陈昕看来，人类的出版史，就是一部“启蒙大众，追求进步”的文化传播史和精神发展史，“我们都是一些平凡的人，但是却从事着伟大而神圣的职业，这是上天对我们的青睐。”

    1986年，陈昕一就任上海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就开始策划并主编“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在这套丛书中，林毅夫、张维迎、樊纲、洪银兴、蔡昉等当时大多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经济学家，开始尝试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国民经济进行研究。多年之后，南京大学教授洪银兴还能记得，他与陈昕在苏南一家乡镇印刷厂简陋的招待所里校订清样的时光；经济学家樊纲仍能想起《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被一家著名出版机构雪藏多年后，终于列入这套丛书得以出版的往事。

    1993年，陈昕从香港三联书店回到上海，出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那时，承包责任制的导入使中国出版业进入了一个深度震荡的时期。

    “当时，由于经济效益滑坡，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在推行承包责任制，造成一些立足长远的重大出版工程搁浅了。编辑囿于短期经济效益的压力，纷纷把眼光转向畅销图书，热衷于搞协作出版，更有人打起了擦边球，在出版禁区的边缘行走。尽快扭转这种状态，成了我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也是前任社长巢峰同志的殷殷嘱托。”经过一个月的调查，陈昕给全社编辑做了一堂题为“综合性大型出版社的出书结构和策略”的讲座，结合他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的实践和与海外出版机构合作的体会，详尽论证了多出好书对一家出版社的重要性。

    在陈昕的推动下，1989年出版第1卷后即暂停的12卷本《中国通史》重新启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断代史》等数十年处于“半拉子”状态的重大出版工程继续出版，《中华文化通志》《中国专题史系列》等“大部头”列入选题计划。呼应国家文化建构的大视野、大气势、大关怀，力求大布局、大手笔、大建树、大制作、大开阖，上海人民出版社很快培育出历史学、经济学、哲学等多条完整的产品线。

    陈昕始终相信，无论传播方式和介质如何改变，编辑出版的基本角色与定位依然是“内容提供者”，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更需要出版人对文化使命的坚守。

作为出版经济学家的陈昕

    坚守出版人的文化使命，并不意味着陈昕不重视出版的经济价值。恰恰相反，他将很大一部分业余时间投入到出版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只不过，他的眼光更客观、更长远。

    “现在很多人都强调建设双百亿元规模的出版集团，我并不反对双百亿元的目标，我也很羡慕那些成长为双百亿元的大集团，我们也在朝这个目标努力，但是我不主张通过进入与出版不相关的产业来做大集团的规模。我们要清楚出版的本质和功能，要认识到它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撇开出版的社会价值不说，即便从经济价值的角度看，出版创造的经济价值也主要不是体现在出版产业内部，而是体现在出版产业外部。”在一次演讲中，陈昕这样表达他的观点。

    这是出版界最基本的常识。当他刚进入出版界时，罗竹风、宋原放、巢峰等前辈就给他讲过。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的变迁，这个常识被很多人遗忘了。

    最近，因为“新华字典App”上线，又引起一轮对图书定价的讨论，有媒体还以《什么时候〈新华字典〉不值两碗盖饭了》为题进行报道。但一本《新华字典》究竟可以等同于几碗盖饭？似乎没人能给出答案。而陈昕很早就对图书定价机制进行了经济学分析。

    陈昕观察到：对于中国的图书价格，业内人士和普通民众的判断截然相反，普通民众普遍认为中国图书价格偏高，价格已经成为影响其购买图书的主要制约因素，业内人士则普遍认为图书价格并不高，甚至还很低。对此，他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研究：假设收入不变、其他商品价格不变，书价变动对消费者的购书行为有何影响？假设书价不变、其他商品价格不变，收入变动对消费者的购书行为有何影响……经过综合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无论与其他商品相比，还是与国外图书相比，中国的图书价格都谈不上昂贵，在某些领域比如专业图书甚至还偏低。

    如何让民众感受到图书确实物有所值呢？陈昕给出了他的解决之道：“对图书这种商品，其质量高低并不取决于印刷纸张的精美程度，而是通过其所能带给读者的效用体现出来的。这种效用就是能否给读者带来大量丰富的知识和信息，能否满足读者情感和心灵的一种渴望和慰藉，能否引发读者对人生和社会的严肃的理性思考。如果这几条能够满足，图书的质量就很高。根据市场经济的一般法则，即优质优价法则，其价格即使定得高一些，相信也不会有太多的人抱怨图书很贵了。如果不能，即便是图书价格定得很低，其性价比仍然不高，人们仍然会抱怨图书的价格偏高了。”这就是陈昕的出版经济学，永远离不开书的文化属性。

    2015年临近退休时，陈昕曾发表过一段感言：“出版是我终身的职业，退休以后，我还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我喜爱的方式继续为我热爱的出版事业奉献光和热。因为这是我生命的价值。”“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读书和写作，读自己想读的书，写自己想写的书。如今的陈昕，正在过着这样的生活。

    （本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