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在香港落脚

    光阴锋利似刀，不知不觉，在香港生活，竟已超过40年。

    回首一想，我于1973年9月从北京移居香港，从新移民慢慢成了老香港，这过程中曲折的心路历程，实在一言难尽。

    17岁时，正值青涩年华，我离开父母，离开我的出生地印尼万隆，回到北京，是第一次转折。后来在北京读大学，长达8年之后，又来到香港。所以我常说，我是东南西北人，处处无家处处家，连父母的祖家，也一直没去过——直到2011年，我才去广东蕉岭寻根，当年父母正是从那里走出来，奔向南洋。

    刚到香港，人生地不熟，连粤语也不懂。我虽然也是广东人，但属客家，并非广府，语言体系是两回事。在我听来，粤语无异于外国话。但是，既然来到香港，就一定要入乡随俗。何况，一出去工作或交际，你就要以粤语跟别人打交道，不谙粤语，行走困难。刚到香港时，只好困在家里看电视，边听边学。当时碰到全球能源危机，香港灯火管制，晚上9点后，闪烁的灯火几乎全部熄灭。一职难求，连工厂杂工的工作都没人请。无奈中，我跑去湾仔“易通”英语专科学校补习英语，业余就以写作度日。

    当时年轻，精力充沛，工作一时找不到，闲暇时便去油麻地探望比我先到香港的大学同学。当时，他还没有发达，在一家马来餐厅当侍者，我请他一起坐下，他说，工作期间我们不能坐，只能站。我想，这大概是职业要求或职业道德规范吧。富有戏剧性的是，一个明星突然闯了进来——竟是我读高中时的同学，他显然已认不出我了，我也不愿贸然相认，毕竟那时他已是大明星。这件事触发我构思了我的第一篇小说。

    人生地不熟，第一次投稿，就像盲头乌蝇，抱着侥幸心理。那时，身无一技之长，只有写作可以排遣。而且写作只需一支笔、一沓稿纸就可以了，就成本来看，再合适不过。而且除了写作，我也没有其他本事，何不试一试？我还记得，第一次投稿被刊出，稿酬40元，以那时香港的物价而言，已经不错了。后来我曾经想过，如果当时稿子投出去石沉大海，我究竟还会不会写下去呢？大概是不会了。我始终在心里感激那位编辑，虽然至今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位。

    后来机缘巧合，《体育周报》将我录用了，分配给我的是除了足球以外的杂项。在香港，足球最为体育界所重视，其他项目便显得无足轻重了。然而我觉得有一份工作就好，从没想及其余。负责杂项其实也不错，当时我有机会采访香港乒乓球总教练郑仲贤、香港篮球总会会长程万琦、香港羽毛球总会会长汤恩佳等，也趁着中国羽毛球队和中国乒乓球队访港，专访过陈玉娘、梁秋霞、侯加昌、汤仙虎、林慧卿、郭跃华等当时的名将，也尝试着去节译当时的体操皇后罗马尼亚歌曼尼兹的传记。这些工作，全然以外行角度进行，然而在那过程中，我了解到体育界的许多故事，也为我的生活积累了财富。

    虽然我在大学读的是文学系，多年来工作也与文学有关，但也明白，在香港谋生，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是生活问题。记得在找工作的时候，有一位我尊敬的前辈告诫我，不能以自己的喜好找工作，职业是职业，写作是写作，必须分得清楚。他是香港很有名的作家，他的职业是会计，但这并不妨碍他以写作成名。所以，我从来也没有过当职业作家的想法。在香港，以前还有个别以写作为生的作家，但现今没有了。写作只是出于爱好，或者为了提高个人修养和社会文明，现实一点说，也是为了一点外快，但与谋生关系不大。

    我的生活，被拦腰截成三段：万隆、北京、香港。其中万隆是我的出生地，北京是我的成长地，而香港是我逗留时间最长的地方。香港当然有种种不足，但我心系香港，每当外游，便会思念香港，这里毕竟是我长居的地方，我已经是地道的香港人，对香港有了很深的感情。

    当香港掀起移民潮时，我并不动心，因为我曾经从南洋投奔祖国，体验过寄人篱下的滋味，知道那滋味并不好受。何况人到中年，更希望安定，不愿到异国漂泊。实际上，许多香港人移居美国、加拿大，一段时间后又回来了，证明他乡的月亮未必圆。月是故乡明，不是一句空话。

    香港的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试问又有哪个地方是尽善尽美的人间天堂？很让我骄傲的是，这里的好人好事不少见。消防员舍己为人的事迹常常有所闻，SARS期间医生为救治病人而牺牲的往事如今想来依然感人肺腑。

    每当《狮子山下》的歌声响起，香港是我家的感觉尤为强烈。我常常想起尖沙咀的钟楼。当年我从北京南下，那时还没有穗港直通火车，在罗湖过关，踏上奔往九龙的火车，在隆隆声中，我一路好奇。终于到达了当时的尖沙咀总站，9月的秋阳正好斜照在我的身上。那时，钟楼还倚在火车站边。当我走到旁边的尖沙咀码头，上船过香港岛时，听见铛铛的钟声响起，回头望向钟楼，正是下午三点钟。后来，火车站因城市发展的需要，迁到红磡去了，但我始终记得我第一次踏上香港土地的尖沙咀火车总站。火车站迁走了，但钟楼依然立在那里，让我可以找到一点当年的实物，追忆似水流年。

    （作者：陶然，系《香港文学》总编辑、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