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文诰的语体特征

    周公姬旦是周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武王建周两年后去世，周公当权摄政七年，奠定西周开国之国势与一代之典章制度，推行礼乐教化，对后世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钱穆先生即认为，中国五千年之文明中，影响最大的只有周公、孔子两人，而孔子亦在其学说中极力推崇周公之思想。不仅如此，周公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曾称自己“多材多艺”（《尚书·金縢》），并留下十二篇文诰。与前代的散文相比，这些文诰不仅思想深刻，而且具有更加成熟的书写特色。

    现可确证出自周公之手的有《今文尚书》中作于周初的十一篇诰命（本文采用于省吾《双剑誃尚书新证》观点，认同《召诰》系周公之作）与清华简中的《皇门》篇。这些文诰作于紧张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对当时之时局有着重要的影响。《大诰》作于周公摄政之初，三监叛乱，周公毅然决定出兵东征，并作《大诰》以号召群臣支持；平定三监之后，周公令其弟康叔赴卫以治殷遗民，连作《康诰》《酒诰》《梓材》三诰，以教康叔如何牧民；《召诰》记录了周公营洛时与召公的交谈，系统阐述其“惟命不于常”的天命观；《洛诰》是周公营洛归来后与成王的对话；《多士》与《多方》皆其训诫“迪屡未同”的殷遗民之诰命，要求殷商旧贵族服从周王朝的统治，且以“宅尔田，继尔居”之宽大待遇相许；《无逸》篇是周公为教导成王“君子所其无逸”所作；《君奭》是周公向召公剖明心迹，唯愿同心同德，共营姬周天下；《立政》是周公授成王以选才用人之道；《皇门》篇是周公号令群臣以殷为鉴，“夫明尓德，以助余一人忧”。这十二篇文诰皆针对当前现实问题而作，对其时的政治时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周公的作品不但数量多，其水平也远远地超过了前代的作品。这集中体现在周公之诰在其文本语体层面上的三大特征：

    第一，引类譬喻，尤善以农喻政。周公善用具体的事务来比喻抽象的规律，尤其善于以农事来打比方，讲清政治上的一些道理。例如《大诰》一文，周公以“朕、卜并吉”为兆，号召群臣东征，以保住文、武基业：“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就像父亲都已经除去了田亩上的杂草，儿子却连播种也不肯，难道还能指望他来收割吗？做父亲的还能够安安心心地说，“我有后人，不会放弃我的基业”吗？周公以农事为喻，指出东征不是为了争夺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将姬周列代贤王的事业进行到底，“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宁王大命”。篇末周公又再次以农喻政：“予永念曰：天惟丧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天亦惟休于前宁人，予曷其极卜？敢弗于从率宁人有指疆土？”比喻贴切生动，富有说服力。又如《无逸》一文，用小人之“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来形容先辈辛勤创业，而后辈不知基业来之不易，反而轻视先辈之辛劳。告诫成王及后继之周王不可耽于逸豫，荒废祖宗创下的王朝大业。周公在诰命中常常选用农事来比喻治政，农事是周人的老本行，是周人务国之本，直至文王还亲“即康功田功”。因此周公对农务有着天然的亲切感，是以他以农喻政时往往得心应手，说理明晓畅达。

    语多慨叹是周公在行文上的第二个特点。周公的文辞，情感内涵极其丰富，故前人有“周情孔思”之说（《昌黎先生集序》）。他的情感常常通过一声声语重心长的慨叹表现出来，有时甚至一唱三叹，富有情感张力。例如在《大诰》中，周公就多次连续使用感叹词来表现自己内心充溢的情感，语重心长，感情自然而然地喷发出来，令人感动而叹服。“已！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一句以感叹起始，表达周公内心深深的忧虑之情。而“呜呼！允蠢鳏寡，哀哉！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一句，又通过反复感叹体现了周公对于战乱中流离受苦小民的同情，表达了他为这些小民们受苦而悲哀的一片真情。紧接着他又感慨道：“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体现了自己在大势下不可不行动的心理，东征是上天之命，我们如何能违背呢？如何能弃文武基业不顾呢？“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强烈的感情表达出自己希望天命永保文武基业不衰的愿望。通过这些感叹的点染，文章的情感畅达而流转自如，气势震撼人心。感叹是情感的高潮在文本上的体现，周公之叹，多语气深沉厚重之慨叹，这与他内心深重的忧患意识是分不开的。他从对新王朝前途的忧虑中回顾历史，建构了以“天”“民”“德”三元为中心的新的天命观，认为只有得民心才能得天命，只有明德行才能得民心，从而将忧患的层次从社会层面提升到道德层面，开忧患意识之道德境界。

    以史鉴论是周公之诰在语体上的第三个特征。周公在使用论据方面尤其善于以史鉴论，以史为据，察古知今，论证周密详细，由其深刻的“夏鉴”“殷鉴”的历史观而富于历史理性主义色彩。在《无逸》一篇中，周公开篇先点明中心论点，“君子所其无逸”，然后开始引用历史材料从各个角度来展开论证。先镜鉴前代经验教训，自商汤以来，贤君皆以兢敬为范：殷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殷高宗“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殷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这些贤王们都能得上天庇护，长久治理国家。而其后的君主们，“生则逸”，不知小民之劳，不知稼穑之艰，结果国祚日衰，国运殆尽。周公通过前后对比展现出历史的因果关系，君勤则国泰民安，君逸则江河日下。其后，周公又列举周人的先贤王们为榜样，例数太王、王季、文王克勤克辛，创业维艰。不但在行文上有了更加充分的论据，引起读者的理性思考，还起到了情感唤起的作用。周公善于以史鉴论，善于将史证这一手法通过前后对照、正反结合等多个方式来使用，述史清晰，对比鲜明，论与史之间结合得非常严密，议论文风上已经相当成熟。从展开论证的角度来看，他的诰命已经具有成熟的议论文的一些特征，他好用史事来证明文章的观点，《召诰》《无逸》等篇更是无史不成论。他在其文诰中提出“夏鉴”“殷鉴”等观点，认为察古可以知今，历史是有规律的，指导现实的真理不在主观臆测里，不在巫师的口里，而在历史——人类社会已经发生过的变迁里。这种历史理性主义精神对之后的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文体是文章之骨，是一篇文章与其他文章的区别显现在文本面貌上的反映。中国古代之文体发展纷繁多样，周公的诰命不但是最早的多篇个人作品的集合，而且在文体上，尤其是在其语体层面上，展现出中国周代散文的书写特色。其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则渗入中华民族的血脉，熏陶了中国几千年古典文学的审美精神和思维倾向。

    （作者：邓田田 系湖南省委党校社会文化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