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时期干部的写笔记制度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的优秀品格，是我们党的宝贵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延安时期，我们党明确强调“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学习要与工作联系起来，要通过学习不断改进、提升工作。1941年5月起，我们党在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为了提升党员干部学习的质量，避免夸夸其谈，真正达到“改造思想”“改造工作作风”的实效，实现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目的，写学习笔记成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

写笔记制度的由来

    1937年11月底，陈云从新疆回到延安，在随即召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1938年开始，陈云在中央组织部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了深入学习经典著作的精神，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陈云提出了一整套学习办法，写笔记就是其中的重要一项。对于这一方法，陈云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作了阐释：“读书要做笔记。这有两个好处，一是让你多读几次，一是逼着你聚精会神，认真思索，使你了解深刻些，而不像随便看过去那样模模糊糊。”（《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为了让写笔记要求落到实处，陈云还经常检查干部的笔记，看看是如何记的，如有不同意见还进行商榷。陈云组织的学习活动及其制度建设使干部养成了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坚持学习的理念，也为延安整风这场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的展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先后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演讲，全党普遍整风开始。鉴于之前在讨论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和调查研究决定时，“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及行政领导机关很少有准备的有计划的组织”，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其中规定：对既定学习文件，“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对这一决定，中共中央西北局于4月14日制定《关于执行中央宣传部四月三日决定的计划》，18日向各地党委致信传达了“四三”决定精神。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这一制度被层层细化，陕甘宁边区秘书处甚至提出“没有笔记没有发言权”的口号。写笔记从此成为干部理论学习的一项重要制度规定。

    “四三”决定中关于写笔记的规定虽然简短，却引发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深刻认同。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的报告《关于整顿三风》中对干部做笔记作了大段讲话。首先，写笔记是党的文件里规定的，是党的要求和纪律，必须执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头上套的金箍还厉害，还硬。其次，学习文件“是世界革命一百多年的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革命二十年经验的总结”，在学习这些文件过程中只有写笔记，才能有思考，才能清楚。最后，任何人不能不遵守纪律，党内没有特殊人物，不管“文化人”还是“武化人”，“男人”还是“女人”，“新干部”还是“老干部”，“学校”还是“机关”，“首长”还是“班长、小组长”，“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还是“过去有功劳的”，都要写笔记（《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毛泽东关于干部学习中写笔记的精彩论述，既强调了写笔记的客观需求，也讲出了党的纪律的一致性，该讲话由中央学习组迅速传遍全党，为大家所熟知。

如何写好学习笔记

    记笔记这个新生的制度实施后，有的干部不知如何下笔，只能全文抄写或大段摘抄；有的干部咬文嚼字，空洞无物；有的干部只写空泛的赞美文件的词句，出现了庸俗化的倾向；有的将笔记写成文章，过于讲求前后连贯、字斟句酌，花费大量时间；有的单位在检查笔记的时候，甚至使用统计笔记的字数等机械且含有形式主义的方式方法。如何写好笔记成为当时大多单位、干部普遍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

    对于究竟如何写笔记，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作为党的喉舌，积极发挥其宣传组织功能，迅速提供了笔记的模板。1942年4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刘敏的《记笔记的几种方式》一文，就写笔记进行了经验介绍和推广。文章指出记笔记有三种循序渐进的方式：一是“摘要式的”，即逐段逐节摘重要意思记下，然后再写一段读后感，其意义在于增加记忆力、理解力，又可随时复习；二是“提纲式的”，即将全篇或逐段写成提纲，其意义在于组织思想，帮助写作；三是“心得式的”，即用自己的见地对文件进行分析，再综合起来加以发挥和批判。4月29日，《解放日报》报道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学习委员会对学习笔记内容的规定：（1）本文的中心内容；（2）个人心得；（3）理论依据；（4）和实际工作的联系；（5）对本文的意见和批评；（6）提出问题；（7）讨论后的感想（《高等法院研究“四三”决定提出三项问题》，《解放日报》1942年4月29日）。经过《解放日报》等的积极引导，写笔记逐渐形成了内容较为固定的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特征的体系。这个体系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由文件到实践再到思想，层层深入、递进，启发人们在多问为什么和怎么办中改造自己和推动工作。

    当然，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纠正偏差甚至错误的过程。1942年5月21日，何其芳在《解放日报》发表的《研究文件的时候怎样作笔记》一文中指出：有的干部把文件抄一遍的做法，严格来讲并不是记笔记，只能算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了一遍，好的方法是“心有所遇合的地方就做笔记”。7月3日，谢觉哉在《解放日报》发表的《论写笔记》一文中指出，笔记和作文是有区别的，作文要成章、前后连贯、系统地说明一个问题，其目的是给人看，要人看；笔记则是“随笔记录”，为着自己的需要。对于有些干部讲究形式，追求字数，大篇誊抄文件的问题，李富春在中央直属总学委会议上做的《怎样总结学风学习与开始党风学习》的报告中指出，“笔记应当少而精，主要经过自己深思熟虑以后的心得与反省，减少做笔记的时间，增加‘想’的时间”（李富春：《怎样总结学风学习与开始党风学习》，《解放日报》1942年8月11日）。陶铸在军委系统学风学习中对此也有深切体会，同意这一观点（陶铸：《在军委系统学风学习中，我所感到的几个问题》，《解放日报》1942年9月8日）。边区秘书处学委会也提出“会议简而深，笔记少而精”的口号。

学习笔记的组织检查

    写笔记既然是党的纪律，是一种制度安排，就不能流于形式，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需要有组织的检查和督促。在延安整风学习过程中，各单位基本形成“检查笔记为学习检查的中心”的理念，每次讨论会以前必须抽查笔记。

    首先，检查形式切合实际，灵活多样。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在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的革命政党，大多党员干部在繁重压力下的工作与生活往往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状态，统一检查极为不便，故绥德专署规定每两个月学习委员会的正副主任用“拜年”方式，挨户检查一次。而纪律严格、干部相对集中的八路军留守兵团直属机关学校，学习委员会决定其可随时调阅任何同志的笔记。晋西北的整风经验中则特别提到，“外出人员定期记笔记、日记送回来，由分委批阅回信”。此外，一些单位为了相互交换学习经验与促进写笔记的任务，搞了笔记公开展览，如1942年6月24日，延安市一级学委会在公安局礼堂举行第一期笔记展览，参观者在笔记的空白处互相留字批评（《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日）。这些形式，既完成了斗争环境下的检查任务，又推进了学习的向前发展，本身就成为创造性的工作。

    其次，检查内容标准从高，要求从严。相对于笔记检查形式的灵活多样，内容上的规定则是刚性的，不打折扣。1942年6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社论提出笔记检查要做到如下几个方面：（1）指定负责人轮流修改；（2）上级人员要看改下级同志的笔记，不能全看时，也要轮流抽看，并且帮他批改；（3）相互借看笔记；（4）传观最好的笔记；（5）上级人员看了下级同志的笔记后，必要时找他来个别谈话。这五个方面，既是笔记检查的基本环节，也是笔记检查的主要做法，其中包含着促进提高的目的，分工负责的领导方法，以及比较的方式。6月，中共中央总学委就抽阅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抽阅各系统的笔记作了分工，其中中央党校系统由毛泽东、彭真负责（《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毛泽东等领导人亲自负责检查学习笔记，进一步推进了制度的安排与落实，也让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制度的刚性和原则性。

    再次，笔记检查不讲面子、只讲纪律。在检查笔记的过程中，笔记检查者要记下写笔记的同志对问题了解的情形以及自己对笔记的批评和观感，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不能标准多变，因人而异，以致丧失权威。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43年4月15日至5月10日整风总结中就明确提出：就林伯渠、谢觉哉等主要负责同志的学习情况来看，“对部分文件作了笔记，也有少数人未写笔记”。不讲情面，实事求是，对边区主要负责同志尚且如此，对广大党员干部的要求可想而知。

    （作者：谭虎娃 单位：延安大学，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延安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历史经验研究”〔14XDJ006〕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