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家人“打扫战场” 为人类传承智慧

    按理说，对于一个105岁老人的离去，每一个爱她的人都应该有心理准备，但当事实果真降临时，却还是难以接受。一来是因为对她难以割舍的情愫，二来是因为她的离去留下了难以填补的空缺。好在她留给我们的精神营养足够丰富，足够我们消化、吸收很长时间，甚至永远都吸收不完，因为每一次咀嚼都可能会有不同的滋味。这也许就是我们对她最好、最永久的怀念。这位老人就是敬爱的杨绛先生。在她留给我们的众多精神财富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她晚年充盈在生命中、显现在文字里浓浓的家国情怀。

    为家人“打扫战场”，为人类传承智慧，可以说是这种家国情怀的一种体现。

    杨绛先生辞世后，人们在痛惋之余，都说：时隔17年，“我们仨”终于团圆了。可见在人们心目中，这三口之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维系这个家的重要人物便是杨绛先生。她孑然一身，羁留尘世17年，只为了给这个家“打扫战场”，从她这个充满幽默的俏皮说法，人们便知杨绛先生是个乐观、达世之人，是个追求圆满之人，是个极具责任心之人。她深爱着她的家庭，深爱着她的丈夫，深爱着她的女儿，她要把他们未做完之事继续做完，使他们的事业圆而满之，使这个家圆而满之。圆而满之的意思就是有所交代，就是尽责。她要为这个家尽责，为“我们仨”尽责，为的是让“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为的是让她和“我们仨”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乃至全人类尽责。她所谓的“打扫战场”既体现出她对家庭的爱与责任，更体现出她对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爱与责任。这么说一点儿也不为过，因为她所“打扫战场”之“战利品”，其价值不是对他们的家庭有益，而是对民族与国家乃至全人类有益。

    钱锺书先生一向称杨先生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出于对读书的共同爱好，杨先生最能理解钱锺书的追求、价值和遗憾。她知道钱锺书痴迷于读书，却开列的账单多，实现的太少，特别是晚年，疾病缠身，很多写作计划只能长期搁置。钱先生在《管锥编》的序文中说：“初计此辑尚有《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懒，不能急就”，还曾对杨先生说：他“至少还想写一篇《韩愈》、一篇《杜甫》”。钱先生在清华、在牛津学的都是外国文学，回国初期教书也是外国文学，他曾经想过写一本以外国文学为主体、以中国文学为镜鉴的《管锥编》，最后都成了镜花水月。而这些思考和研究的痕迹徒然留在他的笔记本里，因此杨先生力主出版《钱锺书手稿集》，使钱先生的全部笔记得到最妥善的保存，最广大的传播。

    杨绛先生以惊人的毅力和决心甚至还有雷打不动的信念，打扫完了战场，先后推动出版了《钱锺书集》《宋诗纪事补订》《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全三册）《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全二十册）《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全四十八册附一册），以及为完成女儿遗愿创作了《我们仨》。这一切都是在她90—104岁高龄完成的，我想人间已很难有词语来表达对她的敬意了。

    杨绛先生晚年绝不仅仅是为家人“打扫战场”，她还以90岁以上的高龄继续其创作生涯。2003年92岁时创作了《我们仨》，2007年96岁时创作了《走到人生边上》，2014年103岁时出版了《洗澡之后》。如果说《我们仨》以及《钱锺书手稿集》是为女儿和丈夫“打扫战场”的话，那么《走到人生边上》也可以看作是她为自己“打扫战场”，更确切地说，她要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她看来，这个圆满的句号只有一种画法，即把自己百余年的人生感悟，无论是参透的还是未参透的，以文字的形式留给后人、后世，以期对后人、后世有所教寓，若是能对改进现实社会的种种不如意有所助益，那更是在老人离开以后可以告慰其在天之灵了。

    杨先生在96岁之际向世人奉献了《走到人生边上》一书。在书中杨先生所表现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情怀不是偶然的，她始终特别关注社会问题，直至逝世。2012年7月我去给杨先生贺寿，看到她的沙发对面有台电视，茶几上放着当天的报纸，看来杨先生也生活在信息时代。我送给她一本新版《现代汉语词典》，她饶有兴致地一边翻看这本词典，一边说：“平时没有书看的时候，我可以拿这个词典读半天。”这让我们颇有些惊喜！其实想想也不奇怪，钱锺书先生也是常常把一本《韦氏大词典》翻来翻去，而且天头地脚都写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批注。辞书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是一本工具书，而对于智者来说，辞书中实是负载着文化、科技、政治的广泛内涵，而且留有时代发展的印迹。我们谈起词典里面收了很多新词，“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天天待在家里不常出门，叫宅男、宅女，这些词就收进去了。”杨先生听得津津有味，并且打趣地说：“那我就是‘宅女’。”大家都被她逗乐了。我还提到一个新词“地沟油”，杨先生开始摇了摇头，看我们写下来，便说：“哦，这个词我知道，但这油究竟是怎么来的，我搞不太清楚。”听完大家的解释，杨先生没说话，但表情略显沉重。

    值得一提的是，她给予当今社会的不仅是关注，还力所能及地为改善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1998年钱锺书先生去世后，杨先生并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将她的情感更多地投向了社会。她关注教育，尤其是寒门子弟的求学问题，2001年她把自己和钱先生的全部稿费拿出来捐赠给清华大学基金会，以“好读书奖学金”的名义资助给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并且请获奖学生到家里来座谈，跟他们通信，从而了解现代大学生的心理和状况，并给他们有益的开导。

    《钱锺书手稿集》是杨绛先生所打扫的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战场，她自己很看重，认为是她在人世间最后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方面是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重要到它不仅关乎中国的文化，还关乎人类的文化；不仅关乎过去的文化，还关乎未来的文化；另一方面是因为完成了这件事情，她也就达成了她理想的完美境界，此生无憾了。

    《钱锺书手稿集》中难度最大的部分是外文笔记，钱锺书先生用七种外国文字所做的手写体草书笔记，内容涉及的又是异域之事，仅凭杨绛先生一人之力又以百岁高龄，如何能够完成！所以，上苍派给了杨绛先生一对德国汉学家夫妇，来扶助她完成这桩伟业，这对德国汉学家夫妇就是妻子莫芝宜佳（Monika）和丈夫莫律祺（Richard）。莫芝宜佳和莫律祺夫妇之所以能扶助杨先生圆梦，是因为莫芝宜佳很早就与钱锺书先生结下了跨国之缘。莫芝宜佳不是别人，正是钱先生《围城》的德文翻译者，她还翻译了杨绛先生的《洗澡》和《我们仨》。

    纵观杨绛先生的一生，其文字沉静而内敛。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本人身着“隐身衣”，甘愿做一个“零”，始终隐藏在钱先生耀眼的光芒之后。但是如果仅仅把杨先生理解为贤妻良母，未免过于肤浅。1938年，陷入抗战烽火的中国大地上满目疮痍，很多留学生滞留海外，也有很多人前往国外，但是钱杨夫妇却带着两岁多的幼女长途奔徙赶回国内，开始了流亡般的艰难岁月。1949年，很多知名文化人迁居台湾地区，钱杨夫妇也在受邀之列，但他们却留了下来。在他们内心深处，父母之邦有他们挚爱的亲人，有他们眷恋的文化，令他们难舍难分。他们是有志气的中国人，尽管历尽沧桑，但是他们从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他们始终酷爱读书，钟情于灿烂的文化，更追慕深刻的思想。他们一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让父母之邦为他们骄傲和自豪。

    今天回望杨绛先生走过的一个世纪，她给了自己一个圆满的人生，给了“我们仨”一个圆满的家庭；至于那个永远都不会圆满的社会和人类，她也不遗余力地做出了最后的努力！这就是她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她将激励所有不愿为自己的生命留下遗憾的人，激励所有盼望美好人间的人，激励所有没有丢失的灵魂，沿着光明的方向努力。

    音容宛在，风骨长存！

    （作者：于殿利，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