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丝路文化

从李白“草吓蛮书”说起

 

    唐代长安与丝路文化李白与西域关系已有的研究成果李白身世之谜与丝路文化李白亲友与丝路文化李白的行旅与作品中的丝路文化

 

    唐人范传正在《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下文简称“碑序”）中记载：“天宝初，召见于金銮殿，玄宗明皇帝降辇步迎，如见园、绮。论当世务，草答蕃书，辩如悬河，笔不停缀。”唐人刘全白在《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中记载：“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猷》一篇。”元人王伯成杂剧《李太白贬夜郎》第一折也有：“那里是樽前误草吓蛮书。”清人黄宗宪的《流求歌》也沿用这个典故：“归化虽编归汉里，畏威终奉吓蛮书。”褚人获的《隋唐演义》等文学作品也对此事有歌咏和渲染。这些说法均难以完全凭信。但为什么从唐代开始人们就喜欢将此事附会在李白身上，为什么都夸耀李白能“答蕃书”“草吓蛮书”呢？

 

    这一明显的附会现象却引发了我的几点学理性思考：一是唐代所谓“蛮书”，确有其书，但是指唐人樊绰所著《蛮书》，此蛮书非彼蛮书，它是唐代记载南诏（在今云南）大理地区的一部历史地理著作。

 

    二是小说中所言李白阅读和回复的是渤海国语言文字。渤海国在今天我国东北地区，当时这个地区的民族主要是靺鞨族，分为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渤海国主要是粟末靺鞨。据大多数研究者的看法，李白并没有去过东北地区，他没有太多机会接触渤海国的语言，更不用说精通。但是，文学家为何把“醉草吓蛮书”的桂冠授予李白，而不是杜甫、王维、岑参、高适或其他诗人？

 

    三是即便人物与故事的核心情节是虚构的，但假托李白致书中提到颉利背盟而被擒，弄赞铸鹅而纳誓，新罗奏织锦之颂，天竺致能言之鸟，波斯献捕鼠之蛇，拂菻进曳马之狗，白鹦鹉来自诃陵，夜光珠贡于林邑，骨利干有名马之纳，泥婆罗有良醉之献等，这些却是事实，多与隋唐的中外交流和丝路文化有关。

 

    四是在唐代这样一个中外文化交流频繁、丝路贸易昌盛的时期，李白经常往来并居住于国际化大都市长安，五方杂处，风云际会，李白是否也濡染了时代风气？或者说他与这一时代风气有何关系？

 

    五是在李白生活的唐代，前有裴矩、玄奘等熟知殊方，后有杜环等经行中亚，且都有关于西域的行旅经历和著作。他们是如何与异域的人们交流的？又用什么样的语言交流？特别是像玄奘、杜环等都在丝路地区生活多年，他们是否懂外语，懂哪些外语，从何处学习，外语这个窗口对他们了解认知域外文化有何作用？

 

    从这些稗官野史，甚至有些穿凿附会的故事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李白是有接触、了解丝路地区其他民族语言文化的条件的。2015年10月，两个与李白相关的学术会议相继在唐代首都所在地和古代碎叶城所在地召开，一个是在西安召开的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七届年会，另一个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召开的“李白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样两个学术活动与我今天要讲的题目也有了某些联系。

 

唐代长安与丝路文化

 

    李白笔下的长安城：“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其一）“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二首》其二）两首诗均提及长安的地名，青绮门是外郭城东门，诗中多作为送行之地的代称。金市指长安的西市，为唐代丝绸之路贸易所在地。有趣的是，长安东、西两地都有西域胡姬的酒肆。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学界也早有研究。知名学者向达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著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其中专设一节讨论西市胡店与胡姬。美国学者陆威仪著《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一书设专章讨论唐朝的“外都世界”，其中用一节的篇幅叙述“在唐朝的外国人”（《哈佛中国史》第三卷）。前人所谓“西域”研究，与今天的丝绸之路研究，有很大的交叉和重复。循名责实，应该先有汉代张骞凿通西域及隋唐以来丝路文化兴盛的事实，后来才有“丝绸之路”概念及研究的出现。

 

    一是丝路文化在唐代长安的遗迹。由于唐武宗时的毁佛及历代战乱等的破坏，长安地上的丝路文化遗迹大多数已湮灭，但是今天西安至少还保存有大慈恩寺（大雁塔）、荐福寺（小雁塔）。景教，唐代时正式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被称为东方亚述教会。景教起源于今日叙利亚，是从希腊正教（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于公元428至431年创立。一般认为，景教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曾一度在长安很兴盛，但多由非汉族民众所信奉。唐代景教的寺院，现在地面上已经看不到，但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有记载唐代景教情况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2000年以来，在西安大明宫遗址北，相继发掘了安伽墓、史君墓和康业墓等三座粟特人墓葬。墓志上的粟特文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其中安伽墓门上的祆教彩绘、石榻浮雕上的丝路舞会，反映入华粟特人的宗教及生活图像，弥足珍贵。

 

    二是丝路沿线外族人在唐代长安的居所。丝路沿线外族人来长安的接待宾舍在什么地方？一般认为是在鸿胪寺与礼宾院，即唐朝中央政府主管民族事务与外事接待的机构。但需要注意的是，鸿胪寺与礼宾院是外交主管机构，不可能接纳很多外国或其他民族人士居住。其实鸿胪邸舍、鸿胪客馆才是他们的主要居住地，它们相当于今天的国宾馆，旧址约在今西安城含光门内之东甜水井街至四府街南段（参看张永禄主编《唐代长安词典》）。

 

    三是丝路文化促成文明互鉴的一些例证。丝路文化与唐代文化相互影响，交融促进，这里以法显、裴矩、玄奘、杜环、圆仁、遍照金刚、崔致远、李珣等为例，其中前四位是华夏学人，后四人是境外僧人或学者。志向高远的中原士人沿着丝绸之路向外学习，取得卓绝的成就。法显是东晋高僧、旅行家、翻译家，他早于玄奘几百年即到西域、天竺取经，写出了《佛国记》。裴矩是隋唐时期的人，《旧唐书》卷六三《裴矩传》记载：“大业初西域诸蕃款张掖塞，……（矩）乃访西域风俗及山川险易、君长姓族、物产服章，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可以说他是一个有心之人，留下了一部记载丝路文化风物的重要著作。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名气更大，不必赘述。杜环是大政治家、制度学家杜佑的族侄，他随高仙芝西征中亚怛逻斯，兵败被俘，滞留西域，其后曾游历西亚、北非。这批滞留的唐人把中原的造纸术等技术传播到了中亚，并在撒马尔罕开办了一个造纸作坊，于是中国的先进发明经由丝路传到了欧洲。杜环后来逃回唐朝，将他的历险经历著成《经行记》。杜佑《通典》引用了《经行记》的内容，该书赖此保留了一些。圆仁是日本僧人，他偷渡到中国，到过五台山、洛阳、长安等地，最后以日记体的形式撰写《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他在中国的见闻。遍照金刚是一位日本遣唐的僧人，他撰有《文镜秘府论》，把唐代成熟起来的格律诗的具体细节情况记录下来、传到了日本。崔致远是新罗（今韩国）人，他来唐朝留学，并考中进士，还在唐朝做官，后来又回到新罗，有用汉文创作的诗文集《桂苑笔耕集》传世。李珣是波斯人，他的《海药本草》是专门记述由波斯等域外传入中国的药物的名称、特点、性能等的医学著作。

 

    这两组学者的八部著作很好地阐释了丝绸之路、丝路文化促进中外文化“双向馈赠”“文明互鉴”的理论。美国学者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曾说：“唐朝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整个唐代都没有从崇尚外来物品的社会风气中解脱出来。”指出丝路文化对唐代社会文化的影响。另外两位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指出：“唐朝作为当时最大的帝国受到许多邻近民族的极力仿效。人类中有如此大比例的人注意中国，不仅把它视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而且视为政治和文化的楷模，这在唐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不曾再有。”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评价，指出周边邻近民族把唐朝当作政治和文化的榜样，当时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实与开放开明的丝路文化兴盛分不开。

 

李白与西域关系已有的研究成果

 

    早在唐代，李阳冰为《李白集》作序时就说：“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神龙之始，逃归于蜀。”（李阳冰《草堂集序》）中唐范传正在《碑序》中也说：“其先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李暠）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新、旧《唐书》中也有类似记述，其中《新唐书·李白传》中说：“李白字太白，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三条记载，一说谪居条支、一说窜于碎叶，一说以罪徙西域。三个说法并不相同，具体地点及古今沿革也众说纷纭。但若说其地即丝绸之路的某个节点城市，当无大的问题。

 

    现代学者也有不少论述。陈寅恪先生说：“夫以一元非汉姓之家，忽来从西域，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则其人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金明馆丛稿初编·李太白氏族之疑问》）郭沫若先生则认为他“以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出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李白与杜甫》）周勋初先生说：“此时碎叶虽然还未纳入中国的版图，但东西交通还是通畅的，李白先人自可沿着丝绸之路迁徙到碎叶去。”（《李白评传》）袁行霈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则说：“不知由于何种原因，李白先世谪居条支或碎叶，李白就出生在那里，大约在他五岁时，随家从碎叶迁居蜀之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可见，无论是原始文献还是现代学者的观点，大家共同认识到李白的出生地与西域、与中亚地区即后来所谓丝绸之路是有关联性的。

 

    葛景春先生谈论李白与西域文化的关系时指出：“在盛唐的著名诗人中，一说到西域及丝绸之路，人们一定会首先想到两位诗人，一个是李白，一个是岑参。我们知道，岑参是一位著名的边塞诗人，他就像一个高明的摄影师，将中亚西域的壮丽风光和风土人情，生动形象地呈现在他的诗中。但李白的西域文化因子，并不完全表现在他的诗中，而是烙在他的灵魂上，溶化在他的血脉中。可以说，岑参诗中的西域文化成分，只是表现在风物和景象上，而李白的西域文化因素，却体现在他的骨子里。他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和西域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代表性人物。”（葛景春《李白及其诗歌中的丝路文化色彩》）他敏锐地揭示了丝路文化对于李白影响的深刻性和内在性。

 

李白身世之谜与丝路文化

 

    出生地之谜。李白出生地有碎叶、条支、西域诸说，诸说之间有什么关系？几个地名究竟在什么地方？西域、碎叶确指何处？学界争议很大。但它们都是丝绸之路上的节点城市。

 

    家世世系之谜。李白身上还有一个更大的迷，即他的家世之谜。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述说：“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右姓就是豪门大姓，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家族，做什么官，是富商还是显贵？并没有说清楚。范传正《碑序》说他“其先陇西成纪人。……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凉武昭王之后”，就是说李白与李唐统治者是本家，这种说法是否可信，无法考证。

 

    卒葬地之谜。范传正《碑序》中说：“殡于龙山东麓，……卜新宅于青山之阳，……故乡万里且无嗣，二女从民永于此。”李白权殡和迁葬的龙山、青山都在今天安徽的马鞍山，这里并不是他的故乡。“故乡万里且无嗣”，李白有儿子伯禽和女儿明月奴，这里却说“无嗣”。“故乡万里”，他的故乡在哪？我们知道，包括唐代在内的中国古代汉族士人，乃至一般家族都很看重落叶归根、去世后安葬故乡祖茔，像杜甫，去世后权殡在洞庭湖附近平江，四十年后其孙杜嗣业还是把他灵柩运回偃师的祖茔，和杜预、杜审言葬在一起。但李白卒于客寓，未迁归祖茔，颇异唐代士族丧葬礼俗，虽因子孙无经济条件归葬，但亦当与其家久居西域，濡染胡风，中原礼俗观念淡薄有关。

 

    李白出生地、世系、卒葬地的无从核实，让人迷惑难解之处，也许正是因为他这方面有一些不便道明的地方，这可能与他家族的丝路生活背景有关。

 

李白亲友与丝路文化

 

    李白家人亲友中也颇有一些地方，似乎显示着他与丝绸之路文化的紧密关系。

 

    李白父亲“李客”的名字。李白的父亲叫李客。陈寅恪先生指出：“其父之所以名客者，殆由西域之人其名字不通于华夏，因以胡客呼之，遂取以为名，其实非自称之本名也。”（《金明馆丛稿初编》）还有人说，李客是他迁住蜀中江油时当地人对他的称呼。陕西关中地区现在还有将游走流动的人称作“客”的习惯，比如夏收期间帮助收麦的被称作“麦客”，使拳弄棒的侠者被称为“刀客”，游走各地展示厨艺的被称为“勺客”。

 

    李白妹妹“月圆”的名字。宋代杨天惠《彰明逸事》中记载，李白有一妹妹叫月圆。周勋初先生指出，在古人的观念中东边的扶桑是太阳升起之地，西边的月窟是月亮升起之地，月与西方有密切的关系。李白笔下大量描写的“月”，其妹妹取名月圆，都寓托着对远西出生之地的怀恋（《诗仙李白之谜》）。

 

    李白之子名字“颇黎”。李白儿子大名叫伯禽，伯禽原是周公之子的名字，可能寄寓李白的政治抱负。伯禽小名叫颇黎，更富有西域的色彩。颇黎即玻璃，是外来语，一说源自梵语sphatika，另一说源自波斯语phatka。饶宗颐先生曾提到，美国学者E·O·Eide（艾龙）认为李白之父客、子伯禽二名，都是突厥语（饶宗颐《李白出生地——碎叶》）。不管是来自梵语、波斯语还是突厥语，应该都与西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李白之女“明月奴”的名字。李白的女儿叫明月奴，季羡林、岑仲勉等学者认为，“奴”字缀于人名之尾，即佛之奴仆之义，取名习俗与佛教文化有关。

 

    采诗认为“奴”字是由梵文转译的，即Dasa（达沙）的意译，是一种爱称。杨宪益则认为，“达沙”的意思则是“奴”，这是一个相当常见的梵文名字（《译余偶拾》）。

 

    李白友人吴指南的丧葬习俗。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他的好友吴指南去世后先是他将吴的遗体权葬在洞庭湖一带，数年后李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埋葬在鄂城（在今湖北）之东。周勋初先生认为李白这种“剔骨葬友”的做法和南蛮遗风与突厥丧葬习俗有关（《诗仙李白之谜》），也有学者说与吐蕃的天葬习俗有关。总之这不是汉族的习俗，也可看出他身上所具有的异域文化传统。

 

    总之，从李白家人的名字、李白对朋友的这种特别的感情上，我们仔细考察，颇能看到有许多不合乎中原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地方，这可能与他的家族曾在丝路沿线地区生活过，濡染了当地民族的风习有关。

 

李白的行旅与作品中的丝路文化

 

    李白一生喜欢旅游，他自己曾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其实李白一生有三次与丝路文化相关的大的旅程。第一次是幼年之行，五岁时随家人由碎叶回到内地，走的大体是陆上丝路的线路。第二次是壮年时由川出峡，由南向北，走的大体是后来茶马贸易的路线。第三次是中年时由西向东，从中原到边地。这次旅行是安旗等学者最早发现的，安旗先生指出李白曾到过北方的幽燕一带。这三次大的行旅，都使他有机会接触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习俗。

 

    李白作品中所记载，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民族战争的态度，颇有些与众不同，超越时代之处。他在《古风》其十九中说：“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这是对安史之乱的批判，由于安史之乱是胡人将领的叛乱，所以他大力批判，态度和当时大多数诗人一样，对导致生灵涂炭的叛军挞伐批判。但有些诗中则可看出他的不一样之处。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对哥舒翰攻取吐蕃石堡的战争持批判态度，与当时王维、储光羲、高适等对此一味歌颂相比较，思想的高下深浅就显示了出来，在这一点上李白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伟大诗人。还有《古风》其四十三、《书怀赠南陵常赞府》抒发对唐王朝攻打南诏大理国的看法，也是持大力批判的态度。

 

    当时的文士多有“夷夏之防”的观念，但李白却没有。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可以说李白能够领会唐太宗“华夷如一”的民族思想，所以能够在夷夏观念上超越时代的理念，他不是一个只会舞文弄墨、雕章琢句的小文人，他是一个有大中华思想、天下意识的大诗人。这是我们研究、认识李白作品时需要注意的，不应只在字句上钩深索隐，而是要在大处领会李白超越时代的伟大之处。周勋初先生曾发现，在李白的全部诗文中，从未用过“蕃”字、“番”字或“蛮”字。只出现过“陈蕃”的“蕃”字，但是这是古人的名字，不是对少数民族的称呼。（《诗仙李白之谜》）李白诗中用过“胡”字，但这是一个中性词，不含有轻蔑意思。李白思想能达到这一境地，可以说和他深受丝路沿线多民族文化影响，自幼具有民族平等的意识不无关系。

 

    李白《战城南》诗中说：“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是《老子》中的说法和思想。李白吸收这种热爱和平的思想观念，主张不轻启边衅，不轻言战争，与杜甫《兵车行》中“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反对穷兵黩武旨趣相通，思想深邃，境界高远，值得今日世界各民族人民温习和思考。

 

    李白诗中还描写了不少西域地区音乐、舞蹈等文化内容。如《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二说：“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葛景春先生认为，李白《东山吟》“酣来自作青海舞，秋风吹落紫绮冠”，《扶风豪士歌》“脱吾帽，向君笑。饮君酒，为君吟”等诗表明，他“本人也能自编自跳青海舞、脱帽舞等”胡人的舞蹈（葛景春《李白及其诗歌中的丝路文化色彩》）。李白又有《僧伽歌》一诗，描述他和从南天竺来的僧人僧伽熟识、交往的情况，也颇有异域色彩。

 

    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曾记载说：“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表明他是一个乐善好施的慈善家。但乐善好施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李白做好事的底气从何而来呢？有学者曾指出他的父亲可能是富商，所以能提供给他优厚的旅行盘缠（见麦朝枢《李白的经济来源》）。他这样的行为行事方式，也和一般中国士人的做派不大一样。

 

    总之，李白的家庭、他自己身上、他的诗文中都有不少迹象表明，他与丝路文化有着比同时代一般诗人更为密切的关系。通过上面的简要介绍，这些应该是显然可见的。

 

    一、从纵向时间的维度来看，李白诗歌是唐前诗歌传统和唐代诗歌创作交流融汇的结果。从空间维度上来说，李白诗歌也是丝路文明互鉴的产物，是多元文化交流的结晶。可以说，李白诗歌也是唐代汉民族文化与丝路沿线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多元共进的结果。二、天才李白的个性是不可模仿和复制的，是难以学习的。但他的成长过程却对我们多有启发，可以借鉴，如多语习得、多元文化素养、多环境亲历亲闻，都是现代人应该努力学习和效仿的。三、李白家族虽有可能在丝绸之路的某个节点地域生活过，李白本人虽然也受异域风气的濡染熏习，但他的思想根基和灵魂深处仍由中华文化积淀而成，他的创作也展示出汉语诗歌顶峰上的无限风光。

 

    最后，套用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的话，如果说丝绸之路是一部全新视角的世界史的话，那么李白诗歌就是世界文化史和世界文学史上最璀璨耀眼的篇章。现在我们正大力寻求中国文化走出去，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李白和他的同行们早已走向了世界，并且又走了回来。这对于今天的文化发展建设是有启示意义的。

 

    （本报记者张哲浩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