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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新战略带来新气象】
初夏时节，湘赣大地处处洋溢着勃勃生机。
湖南省宁乡县回龙铺镇袁家河村油榨坪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邓文章和27岁的儿子邓海刚从田里归来，挽着裤脚，父子俩的小腿布满泥浆。
“锄头站得稳，种地为根本。”邓文章对眼前的土地充满希望。
收入增长了，但成本仍居高不下
3年前，邓文章结束了在长沙做了8年的钢材生意，回到家乡袁家河村，一心一意种起地来。做钢材生意一年收入三四十万元，此后随着钢材价格的下跌，生意不好做了，看到国家惠农政策好，他选择回乡，发起成立了宁乡县油榨坪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下定决心将种地进行到底。
邓文章和同乡流转了村里的600亩田，种植双季稻。2013年合作社购买了4台收割机、5台耕田机、4台拖拉机，又花了10余万元购买了插秧机，“国家政策好，去年粮食平均达到了1000斤一亩，一年种田收入达10万元左右。买农机也享受了补贴”。
然而，邓文章有深层的担忧。
盘算着去年收入和支出的账本，邓文章感到种粮增收的压力越来越大。他掰着手指给记者算了一笔成本账——“人工工资、油费、土地承包费、肥料钱都在涨。”刚刚过去的2016年，每吨复合肥成本比上年上涨了400元，600亩地每年仅仅肥料就要用十几吨，这一项比往年多出了五六千元；土地流转费从过去的200元增长到400元，翻了一番。原来一个人工每天120元，去年涨到每天200元，“双季稻少说也得雇100多个人工，人工成本高了不少哟！”
一方面是农资、人工等种粮成本的上涨，另一方面则是粮价的下滑——成本攀升过快，种粮增收的部分逐渐被成本所冲抵。在一涨一跌的挤压之下，邓文章感到压力不小。光靠种粮还难以维持家庭生计，除了种粮，邓文章的儿子邓海还在长沙从事建筑承包工作。邓海称自己为“小包工头”，他说：“家里有两个孩子，老大刚上幼儿园，一学期要花三四千元，还得再多攒点钱。”
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上年实际增长11.4%，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分别较上年实际增长10.7%、9.3%、9.2%、7.5%。2015年、2016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较上年实际增长8.9%和6.2%，尽管统计口径略有调整，但增速放缓的趋势已比较明显。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如何突破增收瓶颈是摆在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土地集约化加快了，但资金链条吃紧
湖南省浏阳市北盛镇边洲村，有机农业大户许松林望着眼前的1800亩农田踌躇满志。曾在长沙担任百事可乐供应链经理的他，原来稳稳当当地拿着20余万元的年薪。2015年，不甘于现状的他看中了有机农业的广阔前景，选择辞职返乡创业。
有机农业固然回报高，但土质改善的时间和资金成本也不菲。“我担心资金链跟不上。”许松林说。
江西婺源林生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林生认为，创新农村金融政策，要在抵押担保、金融产品的创新和支持机制创新上努力。“对茶叶企业来说，要更换品种，五年才能有效益，而现在的贷款大部分一年就要求还款，这样企业就不敢大胆投入、大胆去改造。这些方面都需要政策的扶持和创新。”金林生说。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金融机构开展适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订单融资和应收账款融资业务。深入推进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探索开展大型农机具、农业生产设施抵押贷款业务。好政策如何细化落实，需要各地加快脚步，大胆探索，为农业注入更多源头活水。
为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浏阳积极推进农房、林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改革，大量符合条件的“死资产”，通过抵押融资，变成“活资本”，助力农业生产、农民增收。
浏阳市有关负责人指出，农村“三权”抵押贷款改革创新，对于支持新农村建设、服务“三农”经济、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具有重大意义。改革过程中，政府要注意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增强农村社会信用意识；金融机构要敢于担当，突出主体地位，创新“接地气”。只有形成政府主导、银行参与、民众支持的新格局，才能保证这项改革顺利推进。
惠农政策越来越多了，但科学奖补和标准监管仍需跟进
近两年，各项惠农政策的出台让许松林感到了种田的实惠。
但他也感到，更多的政策是事后奖补，而缺少事前事中的扶持政策，“尤其，对于有机农业的成长，最困难在起步阶段，这需要从萌芽阶段获得更多阳光雨露”。
作为专业从事有机茶开发30多年的龙头企业“掌门人”，金林生对农业的品牌化发展和惠农政策有着深刻理解。“从茶产业发展来说，目前我们发展的标准化程度低、规模小，国家要出台政策扶持龙头企业，实现带动农户的目标。”金林生建议，一是要延伸产业链，在种植茶叶的同时发展茶叶观光园、体验园，实现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二是政策扶持要有长远规划，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持质量兴农，实施农业标准化战略，突出优质、安全、绿色导向，健全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要求，然而政策的落实依然面临挑战。
“标准问题是关键，现在的检测很多是送检，而不是抽检。送检的产品可能是企业精挑细选的，如何让抽检成为一道质量检测的关口需要加快跟进。”金林生说，“从茶产品来看，应完善农产品质量的监测机制，要把定期送检和不定期抽检结合起来。”
他建议，要根据当地产业化发展规划，制定农业标准化的规划方案，把标准化的重点放在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上，把农业标准化渗透到农业产业化的全过程中去，引导龙头企业建立标准化体系，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
（本报记者 冯蕾 李慧 龙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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