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校：效率低，损公平

    【数读】

    义务教育是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之一。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国民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事关国民教育素质整体水平的提高，也直接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方式上，当前我国遵循的是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反对学生家长放弃政府既定的入学安排而自行选择其他学校就读的择校行为。但是，我国历史上较长时期的教育不均衡发展所导致的优质教育资源不足问题，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彻底改变，而父母们又都想把子女送到尽可能好的学校就读，所以尽管各地政府禁止择校的各项政策与措施日益严厉，但择校行为却是屡禁不止。

“小升初”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择校

    从2014年开始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组织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通过对全国20个省、112所初中、近2万名初中生及其家长的调查结果显示，为了让孩子在“小升初”过程中进入所在的初中就读，有13.8%的家长找亲戚、朋友、熟人帮忙走关系，1.9%的家长给相关的领导送礼，2.9%的家长给学校交纳额外的费用，5.5%的家长在学校所在的片区买房，3.7%的家长给自己和孩子一起迁了户口，1.2%的家长想办法把孩子的户口挂到了亲戚和朋友家，6.6%的家长让孩子参加各种学业考试和特长考级以争取“特长生”的入学名额。统合计算，有26.8%的学生是至少借助了一种所列举的择校手段而进入所在初中就读的。这意味着，当前我国的“小升初”过程中，有超过了四分之一的学生是择校生。

“择校热”遍及社会各阶层

    对于中国的广大父母们来说，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是维持他们现有的社会阶层地位或者进一步向上流动的必要条件。由于优质的教育资源在各个教育阶段都还处在供给不足的状况，这场教育大竞走开始的时间也就越来越早。在义务教育阶段就要在尽可能好的小学与初中就读，再力争升入重点高中，这样在高考中考上重点大学才有保证。所以，当义务教育阶段现有的入学安排不能提供优质的教育时，父母们就要千方百计地动用各种关系、资源以及手段来为子女择校。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择校的方式有以关系和权力择校、以钱择校、以分择校。父母们在这场择校大赛中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来争夺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并且社会各阶层都积极参与其中。按照人们的想象，择校只是那些中产及以上社会阶层的事。较低阶层的父母们并不是不想为子女择校，而是缺乏择校所需要的关系和资本。但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结果显示，社会阶层与择校率之间呈现为“对勾”形关系。主观自我认定所属的社会阶层为下层的父母们的综合择校率为27.1%，比中下层的23.6%和中层的26.7%都要高，而中上层为32.7%，上层则高达52.0%。实际上，这种模式在各种不同的择校方式上基本一致，最下层的社会阶层在各种择校方式的发生率上都不是最低的。甚至连最需要花费金钱的购学区择校这种方式上，下层的发生率也达到4.2%，高于中下层的4.0%；而中层为5.7%，中上层为7.9%，上层为8.0%。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择校行为背后是社会各阶层的地位焦虑。较高的社会阶层竭力想让子女们保持现有的阶层地位，而较低的社会阶层则力争让子女向更高的阶层地位流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下层各种择校行为的发生率较高，因为这个阶层的父母们想让子女向上流动的动力是最强的，所以不惜代价的择校。

好学校并未给择校生带来好成绩

    父母们之所以热衷于为子女择校，最直接的原因是，人们认为在一个条件更好的学校会使得孩子的学业成绩和包括智力在内的认知能力得到更好的发展。

    但是，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从初一到初三的数轮追踪调查的结果显示出这种想法并不正确。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基线调查进行于初中一年级的上学期，这时候学校的效果还来不及在学生身上体现出来，第一次期中考试的成绩可以作为初中阶段学业成绩的起点。数据显示，那些择校进来的学生第一次期中考试的成绩平均在班上居于前50.8%的位置，而非择校生在班上平均居于前47.5%位置，两者相比相差百分之三点几，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而在同时进行的包括数量与逻辑、图形空间、语言词汇三个维度的标准化认知能力测试的得分上，择校生与非择校生的平均标准分都为-0.19分，完全没有差别。这说明在初中教育的起点阶段，择校生在学习成绩上比非择校生略差，在认知能力上则不存在差别。由于择校生整体上处在更好学校环境中，经过一年的学校教育，他们在学业成绩与认知能力上都应得到更好的发展。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将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第二轮调查的期中考试的成绩与前一年相比，择校生们与前一年自己的成绩相比在班内平均只前进了0.2%，非择校生则平均退后了0.3%。变化十分微小，根本不具有统计上显著的差异，这说明择校并没促进学业成绩的提高。而认知能力的发展也是如此，择校生与一年前的自己相比，测验标准分平均提高了0.55分，非择校生平均提高了0.53分，同样也不存在统计上有意义的差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发现与50多年前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对全美4000多所学校60万名学生的数据收集所得到的结果是类似的。科尔曼依据数据分析结果所提出的《教育公平报告》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学校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影响不大，家庭背景才是影响学生成绩的最重要原因。而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所揭示出来的是：父母们通过择校让子女进入更好的学校就读，但优质的学校教育环境并不会使子女们在学业成绩和认知能力上得到更好的发展。

择校对教育公平与效率的破坏

    正是因为择校并不能有效提高学业成绩，所以经过初中三年后，整体上处于更优质的学校教育中的择校生在中考成绩上并不占优。择校生的中考成绩在他们所在的县、区、市（县级）内平均位于前49.6%的位置，而非择校生平均位于前49.2%的位置，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别。

    另一方面，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也显示尽管择校生的中考成绩并不突出，但他们在中考后进入优质高中就读的比率为34.7%，而非择校生则为32.5%，两者相差2.2%，这个差异是非常明显的。高中入学的政策不同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免试入学、反对择校，其基本上是遵循的“以分择校”的原则，择校生在中考中与非择校生成绩相同却能更多进入优质高中，推测其中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他们在“小升初”中父母们采用过的“以关系和权力择校”和“以钱择校”在这一阶段继续起作用。

    究其本质，择校是社会与经济地位占据优势的社会阶层持续性的维持其家庭既有地位的手段。现代社会中，社会阶层地位主要由职业来决定，社会阶层地位高的职业对教育也有着更高的要求。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持其领先地位，在那些还没有达到普及程度的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上，社会地位越高的阶层的子女获得率也越高，从而表现为数量上的教育不平等。对于义务教育而言，由于社会各阶层的获得率基本一致，为了有效地维持其领先地位，社会地位高的阶层转而通过择校为其子女争取更优质的教育服务，以求建立起提高高等教育获得率的途径，从而表现为质量上的教育不平等。

    之所以众多学者大声疾呼，反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是因为择校破坏了教育公平。而对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的义务教育而言，公平和效率是统一而非对立的。如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结果所显示的：择校并不能达到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和认知能力的效果。如果对择校采取放任的态度，优质的公共教育资源就会更多被经济与社会地位上优势阶层的子女所享有，而对他们而言，优质教育资源的效用却是更低的，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效率。只有更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让来自更广泛阶层的子女分享优质教育资源，优质的学校资源才会起到更大的作用，进而推动教育整体效率的提高。

    要从根本上解决择校问题，需要大大增加优质公共教育资源的供给，但这却不是在较短的时间里所能实现的。所以在当前，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必须坚持机会公平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是一个和谐进步、人民群众对发展的成果有获得感的社会。

    （作者：王卫东 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