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

    【思想汇】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在就职典礼上讲了一句名垂千古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从此之后，大学建设若强调人才之重要，必冠冕堂皇引之；若再谈大楼之谓，便似乎矮了三分，底气严重不足。加上“非”“有”更似强调非此即彼的关系，令今人常易生误读，以为大学之大，纯靠大师，与大楼无关。于是现在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都常有一种错觉：办大学，我们大楼的条件已经足够了。甚至如今很多地方投入巨资推动“双一流”建设，大都规定经费大部分用于人才引进，基本不能用于基建、设备等用途。因此，颇有必要重识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的关系，以对当下一些误入歧途的办学实践起到一定的匡正之功。

1、不可割裂来看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

    今人易对梅贻琦的话有所误读，乃在于不了解当时此话的背景。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的前一年，即1930年，前任校长罗家伦已委托清华校友杨廷宝所领导的基泰工程司主持了清华的规划，建成了生物馆、气象台、明斋和图书馆二期，被称作“又一四大建筑”，且和清华原有建筑一样，采用西洋古典建筑的布局，恢宏大气而又有象牙塔之风。梅贻琦回国担任校长时，大楼已成，且经费充足，又面临着当时国家政治中心南移而导致的人才激烈竞争。因此，他认为学校经费更多应投向延揽人才，才有“大师之谓”之说。

    在梅贻琦当日的演说中，讲“大师之谓”之前还有一段话。原话是：“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因此，梅贻琦实质上是将大楼和大师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的，只是为了防止当时清华校园大兴土木之风的思想蔓延，更加强调人才之难得。而且，所谓“大楼”，不仅指的是建筑，还应包括仪器和设备等，是大学办学硬件的泛指。

    而且，从历史实践来看，梅贻琦也并非不重“大楼”建设。他发表演说当年，便委托天津华信工程司的沈理源先生开展清华园的建设和规划，在延揽“大师”和建设“大楼”上是齐头并进的。沈理源被称为中国现代建筑开山鼻祖，也是大师级的人物，当时清华化学馆、机械工程馆、航空馆和静斋宿舍楼等建筑都出自其手。当然，这些建筑风格的背后也显然有着梅校长“大楼”理念的影子——风格朴实谦和，立面简洁去装饰，融合了新古典主义风格和现代主义建筑的思想，其后也成清华老建筑之经典。

    追溯历史，其实当时清华正是因为充分发挥了“大楼之谓”的优势，延揽了很多“大师”：当时清华校园建筑和设备基础非常好，包括庚子赔款在内的资金支持可以带来优厚待遇，再加上当时的人才流动性也比较好，所以在梅贻琦任校长期间，引进了当时的很多知名学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园，既有大楼之基，又得大师云集，可谓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期。

2、重新审视身处现代性之中的大楼和大师

    因此，在当今大学办学实践中，引经据典固有好处，可以不时提醒主事者应有高远之理念。但若言必称希腊，则有本本主义甚至教条主义之虞，容易误导实践。如今离梅贻琦执掌清华之时已将近百年，尤其是随着现代性的不断冲击和改造，我们必须对“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重新予以时间维度的审视。

    梅贻琦发表这篇经典演讲的年代，正是中国现代性浮现并开始涨潮的年代。其标志性的背景即是之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无比热情地拥抱象征启蒙的“科学”和“民主”。彼时的现代性焦虑，是中西文化冲突之间的焦虑。尽管当时时局不稳，但在中国的知识界，很少有经济焦虑。尤其是作为精英高等教育年代的大学教授，普遍享有较好的薪水待遇，基本可以做到“读书不为稻粱谋”。

    但是，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大学教师所面对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内部环境上，高等教育早从以往的精英时代转入大众化时代，而且即将进入普及化时代。大学教师也从象征着象牙塔的知识精英，转向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一种大众化职业身份。大学教师群体的数量也大量膨胀，其精英色彩更趋消退。而同时，在外部环境上，如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所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处于一个不断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历程，长期的转型使得现代性焦虑更加突出。尤其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国人对于物质生活的感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普遍附着了更多的“经济人”特征。最典型的就是房价问题：如今中国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房价畸高，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房价，让收入最多跻身于中产阶级层次的大学老师常只能望房兴叹，更别说刚刚博士毕业的“青椒”，而这些一线城市又恰恰是集中了最多大学的城市。因此，这个时代大学教师的现代性焦虑早就从文化焦虑转变成了一种经济焦虑，这种经济焦虑与一般城市中产阶级的焦虑毫无二致。

    因此，当我们讨论“大楼”与“大师”，必须置于现代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而非一味缅怀过去。现代性的典型特征是全球化、多元化与扁平化，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写道：互联网等新的信息科技，产生全球化的新的趋平化时代。大楼所象征的硬件条件，在百年前的清华不成为问题，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却成为一个时代命题。这看起来似乎有些吊诡，但却具备现实合理性：如今已经进入一个需求多元的年代，大楼不再是少部分人的权利，而是大部分普通人的需求甚至刚需。在需求范围更广泛和需求层次更高的今天，“大楼”还将长期作为大学办学中一个重点问题存在，而且问题的程度因区域、校情不同而不同。而包括住房在内的“大楼”条件的改善，正是化解当前大学教师的现代性焦虑的一个重要路径，也是让这个群体平心静气做学问，产生未来“大师”的一个必要条件。此外，也需要用现代性逻辑重新理解“大师”：如今不少学者的学术水准若作直接比较，可以说超越了民国的很多大师，但是人们总吝于冠之以“大师”之称号。为什么？由于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信息爆炸，每个人的学术贡献和思想言说都是速朽的。显然，无论我们是否情愿，公认“大师”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如果非要重提“大师”，应将定义放得更为宽泛：在如今专业主义盛行的年代，将“大师”理解为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可能更为务实可行。

3、如何通过空间的改善来涵养大师

    对于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的关系，需要从时间维度进行历时性和发展性的认识。而对于在当下的实践上如何求得“大楼”与“大师”的相得益彰，则要从“大楼”的属性出发，从空间维度来思考如何通过空间的改善来培养“人才”，进而涵养“大师”。

    一是在空间资本化的背景下增加人才的空间资本

    现代性之下的“大楼”，是资本空间化的后果。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城市空间生产理论，他研究了空间范畴的演化逻辑，并扬弃了把空间当作场所或容器的僵化观点，认为资本运作模式已经由生产空间中的事物变成生产空间本身。资本创新导致了空间资本化，迎来了全球性的空间生产，其表现形式便是全球性的城市化以及城镇化。而其中最为直接的表现，便是住房的空间资本化，如今的住房除了满足居住需求之外，兼具资产价值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现在福利分房政策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有条件的大学最直接的方式是建设廉租房。如今很多大学“青椒”连周转房都没有，已经成为大学延揽人才的一大困境。因此，增加大学教师空间资本的最直接方式，是空间再造，为人才提供基本条件的公租房，为其安心教学科研提供基本保障。有些地区或学校限于条件，也许难以提供足够公租房，则可以采取间接方式——发放货币补贴。发放货币补贴的一般做法在很多地区和大学都有实行，但其额度相对稳定而且偏低，很难跟得上房价市场发展的步伐。这需要有条件的地区和大学作出更具有针对性的应对，比如广东省在2017年初出台的《关于我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中，采取直接发放人才补贴的方式，颇显力度和创新——省级财政对新引进国内外顶尖人才发放150万到350万的购房补贴，还加大实施广东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的支持力度，对入选者每人发放50万到120万元的生活补贴。在新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尤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的思维和人才观的转变。在以往人才观里，谈“名”似乎还比较理所当然，但谈“利”便似乎不好意思。但事实上，科研人员也与普通人一样，安居才能乐业，只有给其创造在如今空间资本化下起码不至于连生存都举步维艰的环境，才能有更多的心思投入到学术科研中去，创造更大价值。

    二是通过空间文化的建设来涵养大师

    之所以说我们如今“大楼之谓”仍然缺失，乃在于国内大学虽近年来在硬件设施上不断提升，但对空间文化的思想认识却还十分落后甚至匮乏。因此，未来“大楼”之努力方向，乃在于空间文化的建设。

    一方面，通过校园建筑的空间文化来涵养“大师”。北方的清华、北大，南方的厦大和中大，都有着古典并富有中国传统韵味的建筑群，亭台楼榭，古树参天，都体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空间文化。而这些大学长期以来人才辈出，大师延续不断，可见，“大楼”与“大师”从来都是相得益彰的。朱永新先生曾经描述过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他认为研究院贯彻了冯骥才“把大自然请进校园”的理想：院内建筑利用空间、环境、结构、材料及光影的独特处理，强化了现代审美与传统意境的融汇，表达了研究院的文学气质与文化情怀。他由是感叹研究院正是通过空间文化的探索将当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引进大学的成功案例。笔者所供职的大学，前段时间对图书馆进行了空间改造，侧重打造知识共享空间功能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受到师生热捧。整个改造花费不过三百万元，也许还不够引进一位高层次人才，但却惠及所有师生，图书馆使用率和好评度大大增加，更多未来的“大师”说不定会因此而产生。

    另一方面，重视教师办公室文化建设。如今要谈国内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教师办公室文化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首先来自于观念认识：很多高校在整体规划时便缺乏教师办公室的规划和设计，尤其是大学城和新校区，基本没有教师办公室的考虑。或者就算有，通常也是好几位老师或一个教研室合用一间办公室。由于缺乏独立的空间，难以专心科研和备课，于是很多教师就只能把办公室安在家里。另外，即便是有办公室，但却缺乏教师办公室独有的文化气息。很多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师办公室的功能一是为教师提供独立科研的空间，二是方便教师接受学生关于教学问题的咨询。比如美国大学教师的办公室门上经常贴着接待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办公时间，更莫说英国牛津、剑桥这样有着悠久导师制传统的大学了。具有这样的规则和文化，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才更融合，不但有利于培养“人才”和涵养“大师”，也更是大学区别于科研院所，甚至企业车间的重要文化表征。

    一言以蔽之，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既要以时间之维来辩证认识，更要从空间之维来助益实践——以空间资本的改善和空间文化的建设来涵养“大师”。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绝非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并列甚至互为支撑的关系。无论中外之一流大学，大师与大楼，皆是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大师因大楼而育，大楼因大师而名。因此，为今人更准确理解梅贻琦校长之经典名句的真正含义，斗胆对原句略改两字：“所谓大学者，谓有大楼之谓也，更有大师之谓也。”

    （作者：陈先哲 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研究员，本文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一般项目“新常态下中国高等教育转型与秩序建构研究”（GD15CJY01）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