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眼中的两个“李尔王”

    【周四书话】

    在此论及两个“李尔”孰优孰劣，皆因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其晚年写下了以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为标靶全力开火的长篇专论《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

    事实上，在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之前，确曾有过一部名不见经传的同名旧剧《李尔王及其三个女儿的真实编年史》（即《李尔王》，以下简称“老李尔”）。

    对这部旧剧“老李尔”，托翁钟爱有加、推崇备至。与之相比，他一点儿也瞧不上莎剧《李尔王》，觉得它愚蠢、啰唆、空洞、粗俗、不自然、无法理解，全篇充斥着难以置信的事件、癫狂的胡言乱语、沉闷的笑话。另外，像年代错乱、无关的东西、下流的东西、过时的场景设置及其他道德和审美方面的错误，比比皆是。一言以蔽之，托翁认定莎剧《李尔王》是“剽窃了那部更早更好却不知作者是谁的旧剧《李尔王》”，剽窃之后还给搞砸了。不仅如此，《李尔王》把莎士比亚所有剧作中的缺点、毛病都占全了。由于这些缺陷，莎剧非但不能称为戏剧艺术的典范，甚至连人所公认的最起码的艺术要求都难以达到。

    果真如此吗？

    在托翁眼中，莎剧《李尔王》剧情属于作者随性的任意安排，丝毫不符合人物性格。比如，李尔没有任何必须退位的必要和理由。同样，他跟女儿们过了一辈子，也没有理由只听信两个大女儿的言辞而不听小女儿的真心话；可他整个命运的悲剧性却是由此造就。另外，作为剧情副线的葛罗斯特与他两个儿子的关系，极不自然。葛罗斯特和埃德加的命运遭际，皆因葛罗斯特像李尔一样轻信了最拙笨不过的骗局，对于被骗的儿子是否真的犯了欲加之罪，他连问都不问一句，就诅咒他，并下令缉拿。

    除此之外，李尔之于三个女儿的关系与葛罗斯特同两个儿子之间的关系，完全雷同，这尤其令人强烈感到，两者均不符合人物性格和剧情的自然发展，纯属主观臆造。李尔没能认出昔日的老臣肯特，同样牵强，明显出于臆造。因此，李尔和肯特的关系并不能唤起读者或观众的同情。至于那个无人识破的埃德加的情形，也不过如此。更有甚者，当他把失明的父亲领到一片平地，让他跳跃，竟能使他确信自己真的是从峭壁上跳下来的。

    这还不算，对莎翁不依不饶的托翁更进一步以为，全部莎剧中所有人物的生活、思想、行动，没一样儿能跟时间、地点相适合。拿《李尔王》来说，故事情节发生在基督诞生前800年，而舞台人物却全然处在中世纪的条件之下：活动在剧中的有国王、公爵、军队、私生子、侍臣、随从、医生、农夫、军官，等等。

    托翁由此表示，假如把所有莎剧中随处可见的时代错误放在16和17世纪初，或许还能刺激人们产生幻想，而在现代（他本人所处的托尔斯泰时代），要人们饶有兴致地去关注在莎翁笔下的时代错误中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已经不可能了。

    托翁举例说，像李尔奔走在荒野时那场罕见的暴风雨，以及他像《哈姆雷特》中的奥菲莉亚一样匪夷所思地把杂草野花披在头上，还有像埃德加的打扮、弄臣嘴里那些不着调的话、埃德加以骑士装扮出现，这一切非但没有起到加深人们印象的效果，甚至起了反作用。

    托翁对莎剧结尾特别不屑，他认为莎剧结尾的戏剧效果都是刻意制造出来的，当人们看到那些在结尾处无一例外被人拽着两腿拖出来的若干死人，非但不会感到恐惧、悲悯，反而会觉得好笑。

    托翁难以理解，为什么人们惯于相信莎士比亚特别擅长塑造戏剧人物，认为他笔下那些人物性格丰富多彩、异常鲜活，像活在现实中的人一样，而且，这性格在表现舞台上某个人物特性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般人的特性。人们甚至喜欢说，莎士比亚塑造的人物性格尽善尽美。人们不仅乐于相信这一点，对此抱有极大信心，而且把这当成毫无疑义的真理，津津乐道。

    可是，托翁从莎剧中获得的真知灼见总是与人们的普遍认知相反。比如，他认为无论过去、现在，随便哪个活人都不会像李尔那样说话，什么里根如不接待他，他就到阴曹地府跟妻子离婚；什么苍穹震裂、狂风暴虐；什么风要把大地卷入海洋；或像绅士（侍臣）形容暴风雨时所说，肆虐的波涛要吞没陆地，等等。而莎剧中所有从人物嘴里说出来的话，都是如此这般不自然。

    托翁对莎翁真是一丝一毫也不放过，他一口咬定从没有一个大活人像莎翁笔下的人物那样说话，且远不止于此，这些人物都犯了语言毫无节制的通病。不管情人还是赴死之人，也不论斗士还是弥留之际的濒死者，都会出乎意料地瞎扯一通驴唇不对马嘴的事情，他这样写，大多不是为了表达思想，而只图能谐音押韵和语意上的双关。

    在托翁看来，莎翁笔下的所有人物都说着千篇一律的话，这些话都是莎士比亚替人物说的。在莎剧《李尔王》中，李尔的疯话一如埃德加的梦呓，肯特和弄臣也这么说，根本无法从人物的语言特点来分辨说话的人是谁。一句话，莎翁塑造戏剧人物所依赖的唯一手段——“语言”，实在糟糕透了！

    托翁义正词严地指出，起码在艺术上，“把莎士比亚的作品说成是体现了美学和伦理上完美境界的伟大的天才之作，这种蛊惑过去、现在都给人带来极大害处。这种害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表现为戏剧的堕落以及这种重要的进步手段被空虚和不道德的娱乐取代。第二，向人们提供了效仿的坏榜样，并以此对人们造成直接腐蚀。”

    单就戏剧这种艺术形式而言，托翁强调，推崇莎士比亚已带来不良后果，它不仅影响到一批缺少才华的普通作家，甚至影响到一些卓有成就的作家。托翁不无失落地感慨：由于莎士比亚戏剧被确认为尽善尽美的杰作，并应像他那样去写作，任何宗教内容、道德内容都不需要，于是，所有的剧作家便都一窝蜂地东施效颦，开始编写内容空洞的戏剧，如歌德、席勒、雨果，即便他的俄国同胞普希金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以及阿·托尔斯泰的历史剧，都概莫能外。

    莎翁对普通观众或读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托翁对此忧心忡忡。他断言，假如活在当代每一个步入社会的青年，他们心目中道德上的完美典范，不是人类的宗教导师和道德导师，而首先是莎士比亚，那青年人将无法不受到这一有害的影响……更要命的是，当他一旦接受了渗透在全部莎剧中的不道德的世界观，他就会丧失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

    莎翁罪莫大焉！

    怎么办？托翁殚精竭虑教导、规劝人们要尽力摆脱莎翁，而且摆脱得越快越好。托翁不仅以判词的方式不徇私情地一票否决了“专以娱乐消遣大众为宗旨的莎剧”，还将当时模仿莎翁的其他“渺小而不道德的”效颦之作一笔勾销。可是，在托尔斯泰的时代，能够成为人生指南的“真正的宗教戏剧”十分匮乏。又怎么办？托翁的训诫是：人们必须想方设法“从其他源泉寻求人生指南”。论及此处，托翁倒显得比较谦逊，他并没有一厢情愿地直接倡导人们要像扑在面包上的饿汉那样，去读《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

    （作者：傅光明，系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