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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17日 星期一

    社会史研究及对中世纪的认识

    作者:李增洪 《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17日 14版)

        真正生活于欧洲中世纪的人们,并不知“中世纪”所指为何。他们熟知的历史时期是亚当至耶稣基督的六个时代,而他们生活于基督教时代;又或者将历史划分为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四个时期,他们自身处于罗马帝国时期。生活于5至15世纪的欧洲人并没有中世纪的概念,将这一历史时期冠以“中世纪”之名是后世所为,而后世对中世纪的理解则无不打上其所处时代特有价值观的烙印。

     

        最早提出“中世纪”这一概念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他认为,基督教产生后欧洲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并将此前的古典古代视为“光明”时期,将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视为“黑暗”时代。一个世纪后的列奥那多·布鲁尼则认为,彼特拉克时代已不同于此前的基督教时代,是古典文化复兴的开始。于是,布鲁尼在彼特拉克历史二分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时代,即古典文化复兴的现代。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家弗拉维奥·比昂多以及17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凯列尔,正式采用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历史时期三分法来撰写历史。

     

        从人文主义者到启蒙思想家,均强调中世纪与其所处时代的对立。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最大贡献,是认为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罗马帝国已不复存在了,中世纪是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人文主义者将自身所处的时代与中世纪完全对立起来,视中世纪为“黑暗时代”。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者,从创立新教的立场出发,同样视罗马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中世纪为“黑暗时代”。与人文主义者相比,启蒙思想家们则更是将对中世纪的否定推向了极端。启蒙思想家们将人的理性视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康德和伏尔泰直言不讳地将中世纪称为宗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倒退的时代。19世纪,随着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出版,“黑暗时代”作为描述中世纪的术语得到广泛使用。

     

        与上述观点相反,站在天主教立场上的罗马红衣大主教巴洛尼奥认为,自宗教改革以来,欧洲陷入了无休止的战争与对抗之中,而此前的罗马天主教时期,社会与宗教却是和谐相处的。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思潮,以批判理性的生硬与专制使人失去自主性和能动性为出发点,将理性主义者认为黑暗的中世纪描写成田园诗式的“信仰时代”、骑士精神的黄金时代。中世纪成为浪漫主义者塑造社会与环境和谐、精神灵动时代的怀乡之地。20世纪后期,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出现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更产生了以现实消费社会的需要来塑造中世纪的新中世纪主义。

     

        纵观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中世纪史的认识过程不难发现,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一直处于不断失衡的状态,直到20世纪中叶,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上述失衡局面才得以改观。目前对社会史含义的解释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语义概念型,围绕“社会”一词的本义来解释社会史的含义。认为人类、社会、历史三者是同时出现的,强调人类的历史就是社会的历史,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发展史。二是学科交叉型,从历史学与社会学交叉的视角来解释社会史的要义。认为社会史就是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三是史学主题变奏型,从史学史的角度考察社会史兴起的原因,并由此找寻社会史研究的内容。比较而言,第三种类型的解释较为可取,它在保证历史学独立性的前提下,从史学史的视角解决了史学研究主题转换问题。

     

        从历史学在西方学术界具备独立学科地位那天起,政治史便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研究领域。自尼布尔到兰克,西方史学最终完成了专业化进程。其间正值西方民族国家崛起,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政治斗争成为史学家展开研究工作难以抹去的底色,而社会史研究则是对以政治史为核心内容的正统史学的纠正。社会史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中世纪提供了契机,而在这方面取得成就最大的当属法国的年鉴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例如,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在《国王神迹》中,对11至18世纪英法两国长期存在的国王用手触摸患者以为患者治病的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国王的触摸能够治病一事肯定是不真实的,为什么人们愿意相信呢?布洛赫认为:在神圣王权观念下产生了国王身上一定有奇迹产生的信念,进而促成人们对奇迹的信仰,正是在这一信仰的诱导下,民众产生了错误的“集体意识”或“集体错误”。从中我们不仅看到王权的力量,更了解到民众的“集体表象”;不仅看到当时人们真实的社会生存状况,更了解到王权对民众思想与精神实行控制的运作机制。而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罗德尼·希尔顿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中世纪英国的农民利用农村长期存在的习惯维护自身利益;在地方市场交易中,农民不仅交换农产品,还有思想观念的交流;在封建贵族和乡绅具有流动和开放性的家庭生活中,农民获得了对整个国家或整个地区事务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历次农民起义中提出的口号,虽然简单但却常常切中时弊。我们在众多的社会史著作中看到的已不是冷冰冰的政治上的对错是非,而是生动鲜活的真实写照。

     

        社会史研究自兴起后趋向于传统史学所忽视的人类活动领域,即社会下层或广大劳动者阶层的历史活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演变和发展,从而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中世纪的认识。

     

        (作者:李增洪 单位: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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