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还需创造性转化

    【论教·中国特色高校之道】  

    进入新世纪以来，通识教育在我国渐成气候。无论赞成与否，它都成为本科教育改革无法回避更无法忽视的一个存在。然而，一拥而上的改革似乎带来的只是浮躁，形式上对英美通识教育的模仿在没有解决多少问题的同时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人们开始怀疑：通识教育是有效的吗？通识教育究竟是提升还是降低了本科教育质量？通识教育是中国本科教育改革的方向吗？对于这些问题，简单回答“是”或“否”都是不严肃的。我们必须追本溯源，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通识教育，厘清我们为什么需要通识教育，才能明确如何建设中国的通识教育之路。

通识教育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1945年，美国哈佛大学委员会发表了划时代的经典文献《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在呈送给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的报告函中，委员会明确提出：“美国教育的要务不是使少数幸运的年轻绅士学会欣赏‘美好生活’。它是要将自由的和人文的传统灌输到我们整个教育系统之中。我们的目的是培养最大量的未来公民理解自己的责任和利益，因为他们是美国人，是自由的人。”我认为，这段话是理解西方或美国通识教育的“总纲”。也就是说，通识教育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深刻根植于美国社会实际的教育。

    理解通识教育的真义，我们必须回到美国通识教育产生时的社会背景和实际情况去理解。通识教育绝不是一群教育学家坐在书斋里想象出来的美好概念，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全世界都在欢庆胜利的时候，哈佛那些伟大的学者已经预见到了美国和世界未来可能出现的分化、分裂、动荡和冲突等种种危机，二战期间具有相同专业知识的科学家在不同价值观下往往会做出截然相反的行动，就是这种危机的佐证。为了克服这些危机，他们选择了通识教育之路。通识教育的核心目标，是让学生树立起对美国社会的信念，认同美国社会的价值观，推动美国的发展和进步。一句话，通识教育是美国社会的教育，带有鲜明的美国烙印，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教育。

    因此，英美社会普遍推行通识教育，绝不仅仅只是因为通识教育本身具有价值，也不仅因为它是英美教育传统中的精髓，更是为了解决英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在教育领域所做出的扎扎实实的努力。这种努力虽然极为艰难，也充满了曲折，但却不能不承认其效果显著：它的确帮助美国成功度过了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动荡期，并起到了支撑英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作用。

我们为什么需要通识教育

    从通识教育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来看，为美国利益服务固然是通识教育的终极目标，但它的确有效提升了美国高等教育质量，并在事实上提高了受教育者的能力。看清楚通识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并不意味着通识教育思想不能为我所用，恰恰相反，如果通识教育能够有效解决美国社会面临的具体问题，那么，只要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出发，实现创造性转化，也一定可以改善和提高中国的教育质量。特别是，虽然通识教育的思想和理念根植于西方文化，但其具体措施却和意识形态关系不大。通识教育在英美社会的发展历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为什么需要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的目标包括凝聚社会共识、辨别判断价值观、表达与交流、终身学习、丰富人生、克服专业教育的狭隘等多个方面，从当前实际出发，我主要谈前两个方面。

    首先，通识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是凝聚社会共识。这一点常常被人忽视。人们往往关注通识教育的实现模式和具体措施，却忘记了通识教育的目标。社会需要共识，今天处在剧烈变革中的中国社会尤其需要凝聚自己的社会共识。凝聚社会共识不能只依靠动员、宣传、口号和标语，也不能只依靠开会和文件，最根本的手段是教育。通过教育，学生逐步懂得世界是什么，中国是什么，社会是什么，自己是谁；通过教育，学生逐步领悟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个人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前进方向；通过教育，学生逐步学会和他人的沟通、交流、妥协与合作，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正确理解他人观点；等等。因此，就可以在最广泛的层面上凝聚起社会对中华文明、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这一功能只能通过通识教育实现，任何其他机构和专业教育都无法替代。

    其次，通识教育具有辨别并判断价值观的功能。凝聚社会共识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实现起来非常艰难。不是说有了一个目标，人们就会自动去实现这个目标。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人们对于目标的认识和认同，而这种认识和认同又源于人们的基本价值观以及内心的想法和判断。在形形色色的价值观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你的选择是什么？学生对此必须能够鉴别并做出判断。要想能够鉴别并做出判断，首先必须了解这些价值观是什么，以及它们产生的基础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专业教育要么无法提供，要么很难提供，只能依靠通识教育。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鉴别价值观并做出判断的目的是什么？一般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但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有些价值观的正确与否一目了然，比如，不能杀人、偷盗和强奸等，但有些价值观的正确与否就不一定那么泾渭分明。实际上，价值观总是存在于具体的社会之中，正确与否也总是反映这个社会中的人群的主流认知与理解。目前，一些中国大学仿照英美大学的核心课程体系，也开设了诸如“西方文明”“东方文明”之类的课程。然而，讲述并让学生了解什么是西方文明并非是我们的目的——虽然它也是目的之一——更重要的在于，通过人类社会不同文明和价值观的比较，帮助学生更深刻地思考、理解、体悟中华文明的价值，明白中国道路选择的意义，从而树立起中国文化的自信。这才是通识教育帮助学生辨别各种价值观并形成判断的目的和意义所在。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但非此就不可能收到教育的效果。

建设中国的通识教育之路

    通识教育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深刻根植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我们之所以要实行通识教育，不是因为通识教育是个好东西，而是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具体问题。我们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未来的角度，重新设计建设中国的通识教育之路。

    重建中国的通识教育，我们需要从古代中国的教育智慧中汲取力量。如果说通识教育的理念源于古希腊的话，它的另一盏明灯就点亮在春秋时期的中国。在古代中国的教育传统中，其实早就蕴含着通识教育的思想，并且远比西方超越。这个思想不仅是指“通识”，而且是指“通德”。这个“德”就是价值观，也即道德。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论证中国古代也有通识教育，以此来说明其实我们并不比西方差，也不是要倡导恢复诵读儒家经典的传统做法。我的意思是说，重建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之路，我们至少要把握三个要点：第一，不同文化的通识教育自有其不同的思想源泉。正如西方通识教育根植于西方文化传统一样，中国通识教育也必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只有也正是这个传统而不是西方传统才更契合今天的中国社会。第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通识教育自有其不同的立场。正如西方通识教育的立场是西方人和西方一样，中国通识教育的立场只能也必须是中国人和中国的立场。第三，不同社会的通识教育要解决各自所面临的不同社会问题。正如西方通识教育要解决西方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一样，中国通识教育也必须要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我并不认为中国通识教育一定要和西方通识教育相对立，而是认为，中国通识教育一定要和西方通识教育有所区别，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通识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凝聚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识。以往这项工作是由思想政治课和党团活动来完成的。这是必要的，但仅此还远远不够。我认为，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至少存在着以下几个缺陷：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之间的割裂。教育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把思想政治单列出来，表面上看是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其结果很可能是降低了实际的教育效果。二是教学模式陈旧，方法单一，难以激发学生学习思考的兴趣。实际上，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学生所接触到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同小异，内容、形式和方法枯燥重复，缺乏新奇的刺激，难免产生倦怠。三是没有用教育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告诉了学生很多现成的结论，教师精心编写了教材，但却很少要求学生去阅读经典原著，也没有给学生提供充分的讨论交流机会。现在有多少学生通读过《资本论》？有多少学生通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有多少学生在课堂上围绕着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展开过讨论？不读书，不思考，不讨论，这哪里是教育？

    通识教育要帮助学生建立起中国人的价值观。本科阶段，学生应当对当代世界的几种主要文明和价值观有所了解和认知。但这种了解不应当是浅尝辄止，而要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了解各种文明的精髓。比如，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西方文明的主要内容；伊斯兰文明的主要观点；等等。课程不能纠缠于具体的知识，因为每一种文明都博大精深，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像专业教育那样去学习，必须使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掌握最基本和最精髓的内容。二是在了解的基础上能够对不同的文明和价值观进行比较并做出自己的判断，从而建立起中国人的价值观。

    上述两点是建设中国通识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但做到了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完成了通识教育的任务。我们不能把思想政治课的“旧酒”装入通识教育的“新瓶”之中，那样做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好的通识教育，我们还必须做到：帮助学生切实提高交流的能力，帮助学生获得终身学习的能力，使学生的人生变得更有趣味，更为丰富，帮助学生克服专业教育带来的狭隘。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发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识教育仅仅是一种闪耀着光辉的教育思想和理念，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见到一定的成效，至今仍然在不断改进和完善之中。建设中国的通识教育也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我们不能实行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从东西方的教育传统中汲取精华，踏踏实实地探索自己的通识教育模式，明确目标，改进教学理念和方法，同时具有足够的耐心，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才能提供给学生更好的更高质量的教育，实现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和价值。

    （作者：秦春华，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