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的内涵与现实意义

    关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讨论的文章已经很多了。但很少能作出“知行合一重在行”之论的，本文就此谈谈一得之见，求教于方家。

历代儒家“知行”观的简略回顾

    在“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上，儒家有较为深入的探讨。有知先行后、知易行难、知先行重、知行并进、知行合一等多种说法。

    《古文尚书·说命中》记载了傅说对商王武丁说过“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话，反映了先秦已有“知易行难”之说。孔子认为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三种，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实际上是主张以行为本的。子思著《中庸》引孔子论“知行”之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是明确将知行问题作为修身治国的根本。《荀子·劝学篇》提出了“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的命题，可以说是“知行合一”说之滥觞，但先秦儒家还没有系统的知行观。

    汉代王充认为所有人都是“学而知之”的，即便是圣人也不能“神而先知”或“生而知之”；知识的真伪必须通过事实的检验才能证实，即所谓“事有证验，以效实然”，但他对知行关系未作深入探讨。南宋朱熹提出了“知行相须”“知先行重”的观点，认为“知行常相须”，“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陆九渊也有“致知在先，力行在后”的观点。王阳明则针对朱陆的“知先行后”说提出了“知行合一”说，认为知行关系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行不可分作两事”。黄宗羲继承发展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强调“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致字即是行字，必以力行为工夫”，从而把王阳明的“致良知”改造为“行良知”，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力行”哲学。王夫之则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行相资以为用”等论断。

    以上种种知行关系说，本质上都是在讨论道德、伦理与政治的关系，它更重视的是德性之知与伦理、政治之行，而非纯粹意义上的知识之知与科学实践之行，因而是一种伦理政治学说，它与西方知识论意义上的知行观是根本不同的。

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内涵与重点

    所谓阳明学，实质上是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经世致用为为学目的的良知心学。王阳明论“知行合一”之说曰：

    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概括地说，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内涵有三个要点：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而所谓“工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第二，知行关系是相互依存的：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个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显然，王阳明所谓的“知”即“吾心良知之天理”，其所谓“行”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的道德实践。可以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在本质上是集道德、伦理、政治于一体的道德人文哲学。

    但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理论重点是什么？有必要作深入探讨。我认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重点是在“行”字上。理由有三：

    首先，“知行合一”说的提出，是在王阳明贬谪龙场期间，继龙场悟道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之后，针对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请问“朱陆异同”时而提出的观念。王阳明从本体意义论知行关系，认为求之吾性，本体自明，朱陆的“知先行后”说，是分知行为二事，割裂了知行关系。而王阳明强调的是知行一体，不能割裂为二，或分别先后。

    其次，当门人徐爱以“孝弟”为例质疑“知行合一”之说，认为“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时，王阳明答复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这说明王阳明认定真正的“知”，是必定要落实在“行”并且已在“行”的。

    再次，王阳明在平定南赣匪患时期，在致弟子的书函中提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命题，强调“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所谓“心中贼”，指的是朝中官员普遍存在的道德堕落与作风腐败，这个命题针对的正是当时朝中官员说一套做一套、知行脱节的不良风气，发出希望当政者扫荡“心腹之寇”以收“治国平天下”之实功的呼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重点是放在“行”上的。对此，作为阳明后学的黄宗羲心领神会。黄氏在其《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序》中指出，阳明先生“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这是深得阳明良知心学精髓的精辟之论，也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重在行”思想的最好注脚。

“知行合一”论的现实意义

    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现实意义，我们可从以下三点去理解：

    第一，王阳明“知行合一”、力行实践的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虽然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道德修养论与道德实践论，但从儒家“修己以安百姓”和“内圣外王”的思维逻辑与思想传统而言，其道德修养必定要落实到政治实践和社会治理上，所以又是一种政治学说。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关系，从现代扩展的意义而言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所谓“知行合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第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对于当前反腐倡廉，诚信施政具有警示作用。现在一些官员知行分裂，说一套，做一套，败坏了党风政风，也失信于民。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必要提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以提升干部队伍的道德人文素质。这对启迪官员的道德良知，遏制贪腐之风，推行廉洁政治，执政为民，取信于民，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第三，提倡“知行合一”，有助于在新的形势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促进“人文化成”。所谓“文化”，按古人的定义是“人文化成”，即以人文精神教育人民，养成良好社会风尚。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重点放在“行”上，奉行的是文德教化理念，强调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对于发挥“人文化成”作用，推进全民道德教育能起到积极作用。

    （作者：吴光，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