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论法的话语方式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批判地吸收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扬长避短，建立了一套“抱法”“行术”“处势”，以法为本、法术势兼容的法治思想体系。他的思想集中反映在《韩非子》中。

    韩非子为“法”下定义时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下引《韩非子》只注篇名）可见，“法”是国家明确规定的法律条文，是官府用作依据的统治工具，还是百姓遵照执行的行为规范。这些法治思想左右着作者的语言表达，形成了《韩非子》特有的话语方式。

    法家强调法治，法治需要严明，需要准确。在他们看来，法是绝对的，不别亲疏贵贱，“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法是强制的，不讲任何条件，所谓“夫令必行，禁必止”（《饰邪》）；法是严酷的，所谓“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五蠹》），以致“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内储说上》），因此法家一向被认为是“严而少恩”（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韩非子的语言观主张以“用”为本，“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问辩》），这一“功用”便是法治，利于法治则大力提倡，不利于法治则坚决反对。表现在语言运用上，法家要求语言必须毫不含糊地表达法律之意，不能留下艺术般的想象空间和因人而异的主观意会。因而在行文中，韩非子使用了大量的限定副词“必”和否定副词“未”“勿”“毋”等，一方面极为肯定，必须如此，一方面彻底否定，完全没有，语气十分果决。《韩非子》现存55篇，只有4篇没有用到“必”这个词，而其中第一篇《初见秦》已被公认为非韩非子所作。据初步统计，《韩非子》中有540处用到“必”字，除2处用“必然”（如《显学》：“其于治人又必然矣。”）、10处用为动词（如《内储说上》：“是以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之外，其余528次均为此用法。如《爱臣》：“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为了表达必须制止的行为，有时运用否定式祈使句，形成“不使”“不令”等句式，有时为了加强语气的表达，把两个极端的用语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固定的“必……，不（不能，毋）……”的句式，这种词语和句式的使用，使得《韩非子》充满居高临下的气势和不容置疑的意味。

    法治讲究齐一，因而韩非子反对“辩言”，反对文饰。韩非子对语言有充分的自信，他说自己“臣非非难言也”，他曾描述了十二种自己了解与掌握的语言风格（《难言》）。从这个意义上说，韩非是善辩的。但他却不遗余力地反对论辩，反对辩言。在《五蠹》篇中，他将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这五种人列为国家法治的五种蠹虫，而“盛容服而饰辩说”的学者和纵横天下的“言谈者”便名列前二位。他认为这些人扰乱了国家的秩序，败坏了国家的风俗，是乱之征。在《显学》篇中，他还举例说明放纵任辩给国家带来的损害：“魏任孟卯之辩，而有华下之患；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此二者，任辩之失也。”他认为不同观点的论辩，是思想的不一致造成的，而维护己说，有时必然强词夺理，容易带来思想的混乱，造成“言无定术，行无常议”的局面。这与讲究齐一的法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他主张言意为一，方法一定，说者一言，听者一律。韩非子认为修饰、文饰是一种恶习，常常是为投对方所好而进行的矫情之举，他称这种话叫“饰言”，称这种事叫“饰行”。“饰”成为一种伪装，一种矫饰，这样就不能表达真意，甚至是有意识地隐藏了真意。在韩非子看来，美好之意不需要“饰言”，美善之质不必要文饰。因而在论述时，《韩非子》从不迂回曲折，往往开宗明义、直奔主题，“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徳也。何谓刑、徳？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二柄》）；在行文中，《韩非子》注重事理的推导和因果的总结，多用“故”“是故”“是以”之类的词语，据统计表达“所以”“因此”意义的“故”有800余处、“是故”有30余处、“是以”有130余处；在句式上，《韩非子》多短句，而且多连缀起来构成排比的形式，即使长句也多以排比的形式言之。

    法治讲究接受，只有让民众知晓，才能够达到依法治理的目的，所谓“法省而民讼简，……明主之法必详尽其事”（《八说》），因而韩非子主张语言要明白晓畅。要达到明白晓畅，仅用简约流畅的语言和严谨明晰的推论是不够的，在《韩非子》中，寓言是一个重要而且有效的手段。《韩非子》是先秦诸子中使用寓言最多的，全书有300余则寓言。从内容上说，有的是历史故事，如“和氏之璧”“夔一足”等，有的是现实传说，如“郑人买履”；从形式上说，大都短小精悍，有的是一则寓言明一个事理，有的是几则寓言共示一意，甚至还出现了“寓言群”的形式，如《说林》《内储说》《外储说》。但不管取材于何种内容，采用何种形式，《韩非子》寓言有一个鲜明特点，这就是其意义有明确的指向性。他寓言中的言与意、事与理均构成一对一的直接联系，题旨单纯明确，而且作者常常在寓言前后点名题意。而《内储说》《外储说》“经”的部分是题旨，相对应的“说”的部分少则五六则，多则十余则，均为寓言。

    作者的思想不仅决定着作品的内容，同时也支配着作品的表现方式。《韩非子》文章中的词语运用、句式构成、寓言形式等话语方式，具有不容置疑、果决直接、明白晓畅等特点，这些是构成《韩非子》文章冷峻富赡风格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又无疑都取决于《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作者：张庆利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