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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受欧美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影响，“逆全球化”潮流不断涌现。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通过释放市场的力量，推动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兴起，促进了全球贸易与生产的蓬勃发展。经济全球化在带来繁荣和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困、冲突、分配不公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特别是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经过八年多的调整，全球经济并没有迎来理想的复苏，相反却陷入持续的结构性低迷，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全球多边机制不振、各类区域性的贸易投资协定碎片化，美欧的移民政策、投资政策、监管政策等朝着去全球化方向发展。席卷欧美的民粹主义认为，现在需要封锁边境、强调民族主义，本国第一、管好自己。他们的观点得到很多民众的认同，这实际上是一种“逆全球化”现象。
“逆全球化”趋势形成的根源
“逆全球化”趋势出现的根本原因，是近年来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全球部分地区经济不平等现象加剧，资源分配不公，社会上的被遗弃感和不安全感增强，从而让民心转向打“民粹牌”的政治人物，将他们视为救命稻草。
首先，公共政策失灵，导致经济低迷态势无法缓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打击是巨大的，正是在其影响下，世界生产总值、贸易、投资均出现大幅度下滑。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市场开放程度更高，经济的波动也更为剧烈。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带来就业相对减少；资本和劳动间收益差距不断扩大；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运作带来巨大风险。虽然公众舆论普遍认为各国应该在经济全球化危机爆发后作出重大的政策调整，增强保护社会的措施，但许多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上升期形成的思维惯性，使他们关于政策的讨论仍沿着原有轨迹展开。受政策惯性影响，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不仅无法缓解经济衰退，还让社会中下阶层群体在种种无效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利益再度受损。这引起公众极大的不满，最终在发达国家中刺激了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思潮的迅速发展。
其次，资源分配不公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态度较为消极。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中具有主导地位。虽然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照顾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但根本上仍然体现着发达国家的利益。同时，发达国家依靠先发优势，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发展中国家为获得相应的先进产品，则需要付出更多的经济代价，这从客观上造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红利分配不均。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内部各阶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分配难以均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在分配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红利时占据了更多优势，而人数占绝大部分的中产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出现收入下降的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达国家制造业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一些工人阶层失业或从事更低收入的工作。同时，面对生产过程中不断增加的资本密集度，资本与劳动之间更高的替代弹性提高了国民收入中资本所有者的份额。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马太效应显现使贫富差距拉大，是发达国家中下阶层抵制经济全球化，并成为“逆全球化”推动力量的主因。
最后，移民问题使得民众的被遗弃感和不安全感增强。移民问题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一大挑战。以美国为例，移民对就业机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非技术工人群体。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衰退中，美国实际GDP总值在当年第三季度开始下跌，在2010年就已开始出现再次增长，与此相反，失业率一直到2016年5月才恢复到与2006—2007年度的4.6%相近的4.7%。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型复苏的出现，决定了美国选民与其他发达国家的选民相比，更难以容忍经济的衰退。而对于欧洲来讲，在移民问题上面临的挑战，更集中体现在新移民由于宗教文化原因，无法融入主流社会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大规模社会冲突等。移民问题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安全隐患导致移民接纳国人民将矛头指向经济全球化，这也是“逆全球化”浪潮中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之一。
“逆全球化”现象及长期不利后果
英国公投脱欧是民粹主义的一次集体爆发。欧洲大陆过去几年的民粹主义源于大量难民的涌入导致从民众到社区、从各个国家到整个欧洲层面的种种治理挑战，欧洲各国政府在为难民问题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寻找解决方案。新移民和东道国某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底层的社会群体面临着失去就业机会、收入不平等等诸多问题，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他们的处境更为困难。虽然精英阶层作为西方社会的统治阶层，拥有规则的制定权，但作为交换条件，精英阶层需要为普通民众谋求一定的福利。当民众对现实生活产生不满时，民粹主义就会被激发，并以一种去制度化的方式来抵抗现有的精英政治。英国脱欧就是民粹主义集体爆发的一次典型体现。伴随而来的，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政治受到鼓舞，世界政治的民粹化趋势可能将加强。“逆全球化”趋势有可能在民粹主义影响下转变为现实。
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使自由贸易理念边缘化。一是多边贸易体制短期内实现实质性突破较难。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当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不同，核心诉求不同，这就决定了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全体成员达成一致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同时，贸易自由化标准更高，涵盖范围更广，排他性更强。当下，自由贸易理念的挑战已由降低关税的初级阶段向技术性和体制性问题转化，发达国家不断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增加技术性保护条款，建立多边贸易体系更加困难。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已进行了15年之久，随着时间的推移，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二是随着世界经济低迷以及“逆全球化”趋势的出现，自由贸易理念被更多的国家所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升级的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实施的限制性贸易措施多达736个，同比增加50%，是自由贸易促进措施的3倍。
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
对所有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都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而有之。“逆全球化”趋势揭示的问题应该引起国内、国际和全球层面的高度重视，它提醒政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还应关注和矫正其他方面的失衡和偏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演讲所提到的，“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逆全球化”趋势至少让人们对今天的制度和政策进行反省，去努力解决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探索新的、更好的发展模式。
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得益于开放的经济模式，自由贸易、贸易便利化、对外投资、吸引外资和产能合作等措施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世界日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正在进入西方收缩经济全球化步伐的调整时期，这也是经济全球化模式的转变时期。当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将逐渐由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主要动力。平抑经济全球化逆动，推动世界经济开放发展和强劲复苏，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待，是大国的责任担当。
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对“逆全球化”趋势的全方位研究，注意从反经济全球化的抗议浪潮中倾听合理的呼声和有益建议，注意引导人们科学冷静地看待“逆全球化”现象，防止当代西方错误思潮趁机对我们进行的强烈冲击。同时，要认清形势，增强定力，坚定不移地发展外向型经济。笔者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包容性全球治理理念，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在理念上推进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和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治理。各国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往来、产业分工等经济互动相互促进发展，大国有责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带动其他国家发展。共同发展并不排斥全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反而更加强调市场机制的效用，不提倡市场分割和排他性的俱乐部性质的经济机制，不赞成经济合作中附加的政治条件和价值观的约束，主张更加开放的全球市场和与其相适应的全球多边治理机制，以开放型经济谋求共同发展。
第二，继续扩大开放，积极参与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现行的国际运行机制为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相关规则的制定，希望在利益分配格局中争得更大的发言权和实际利益。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以及与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全球治理及其规则的走向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切身利益，各国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既有期待，也想制约。对此，我国一方面要敢于承担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大国责任，另一方面应看到，规则制定与我国市场开放的重点和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具有一致性的。因此，需以更加积极、开放的态度参与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既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更要努力推进国内改革，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必要条件。
第三，打造以G20为核心的全球经济治理长效机制。G20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化解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方面发挥了“救火队”的作用。危机过后，G20峰会动力不足、议题泛化，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成果有限，亟须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协调各方利益，力促G20摆脱“清谈馆”的僵局。强化G20职能，建立全球经济治理长效机制，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转型的关键，中国应在贸易投资协定、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第四，以共建“一带一路”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国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主要成员，中国有能力和意愿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合作等方面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金砖国家保持密切经济联系。“一带一路”沿线集中了60多个国家，以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重点的建设内容，将为沿线国家的经济深度互动创造条件，这无疑为经济全球化发展增加了新的动力，也是世界多极化时期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基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全球治理转型的主导性力量。在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没有反映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没有体现新兴市场国家的实力结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起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是服务合作和规范合作的机制创新，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标志性成果。
（作者：范黎波 施屹舟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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