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传统 言有立场

    【艺点】

    编者按：美术史学科化以后，中国美术史研究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我们思考转变过程中的得与失，同时应明确自己的研究立场。只有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才能更好地认识漫长的美术史学史，对纷纭的“国际学术界”做出正确的判断。中国美术史尚有许多宝贵的传统等待我们去发掘，但我们往往对自己的传统叫得响，而采取的行动和研究却不够，这也许是学者们需要关注和努力的方向。

    “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王国维在百年前就有这样的见识，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美术史，仍然能从这番话中受益。

    “美术史”（Art History）这个词来源于西方概念，中国古代传统中虽有书史、画史，但是和西方讲的美术史不能完全对等。从笔记、题跋和诗变成论文，这中间有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我们现在讨论中国美术史，应该说一说这转变中发生了什么，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中国古代的鉴赏、品评最讲究感受的交流，《光明日报》刊发的曹意强教授《发掘中国画论活性基因》一文已强调了中国画论“启发视觉关注”的特点。这种对感受的“唤起”有时甚至超出“视觉”之外，如李慈铭《叔云为余画湖南山桃花小景》一诗有“山气花香无著处，今朝来向画中听”一句，将视觉、听觉和嗅觉一起调动，即是一例。

    语言和画面之间的隔阂是论画的一大困境。西方哲学家因为意识到语言的陷阱而与之苦苦搏斗。与这种态度不同，中国古人利用了语言的陷阱，将微妙的意蕴藏在套话的夹缝中，像变灭的云烟一样，弥漫在画与文字的山水之间。可惜这种品评形式，随着中国美术传统的“学科化”而式微。

    不光是美术史，文科的“学科化”都是从注释的确立开始的。古人讨论艺术问题，因为讨论者具有共通的知识基础（典故储备和诗的技巧，更不用说对儒家经典的熟悉），并且是在互相信任的友情中交流，加之不像现代人这么在意发表专利，所以用不着注释。注释的出现一下子把“可与知者道，难为俗人言”的感受交流转变成讲道理了，不仅公开，还要面对质疑。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了注释，业余的艺术鉴赏才变成共同的集体事业，从此中国文科得以与世界文科在同一套规范下交流，没有隔阂。但那种“诗意的栖居”也就只能留在一片冷落的旧园中了。

    西方的“美术史”学科于19世纪诞生在德语国家，它不是具体的艺术家的历史，也不是具体的艺术作品的历史，而是作为一个抽象存在的“美术”的历史。抽象的“美术”像灵魂附体般附着在每一位艺术家的创作行动中，附着在每一件艺术作品中，是美术史的主体。这灵魂有朝着一个目的去的意愿，这就是历史的动力。有了主体和动力，抽象的“美术”才能朝着某个方向“发展”，才成为历史。当时人们相信，从这种抽象物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一个民族、一段历史或一个社会的情况。这种史观主要出自黑格尔的哲学，它给美术史家带来一个观念——仅仅将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还不成为历史，要成为历史，必须有“内在的”线索。

    西方美术史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之间，学术纪律最强，研究水平最高。西方人把美术史当作一门人文学科来研究，它虽然包括鉴定学和评论，但它只把著录和鉴定视为基础，把评论视为枝节，它着力研究的，是像观看之道（贡布里希）、历史观看之道（巴克桑德尔）等那样的问题，他们始终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对于整个人文学科的价值，贡布里希写给艺术家看（《艺术与错觉》），巴克桑德尔写给社会史家看（《绘画与经验》），哈斯克尔写给历史学家看（《历史及其图像》），等等。这样的美术史追求文科共通的智慧，而其彻底漠视实际效用的治学态度。

    这种态度近于张彦远的“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它引起我们的极大兴趣，也让我们低头深思。早在民国时期，陈寅恪（其《柳如是别传》的序中恰好引用了张彦远“无益之事”一句）等一批顶尖学者就认为，中国与西方研究落点的不同，不在求实，而在务虚。西方美术史讲的著录、鉴藏、评论和艺术家传记等等，我们的传统里都有，而且粲然大备，毫不逊色。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问学态度，以及由它主导的问题研究。如果不学这种东西，那百年来美术史的学科化努力，又是何苦？

    旧式的美术鉴赏已经转变为现代美术史学科，这一变化看来不可逆转。我们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回古人，因为做不回；不是为了划清中国文化的边界，因为划不清。但我们的研究立场必须站在中国本土，因为唯有亲近大地和同胞，才能提出真诚的问题，才能对漫长的美术史学史做出明智的取舍，对纷纭的“国际学术界”做出正确的判断。

    正如我从自己的立场看约翰·伯格，我很赞赏西方人从他们的角度写中国美术史，这一类作品曾经给予我们许多学术上的滋养。但是学术写作和任何写作一样，都有其预设的读者，一部写给不懂中文的美国读者看的中国美术史，必然不同于一部写给中国专家看的中国美术史。在判断这些著作甚至学习这些著作时，我们必须明确其写作立场，否则就可能会跟在后头“提别人的问题，操别人的心”。

    范景中曾经感叹：“西方人研究拉斐尔的著作可以摆满一面墙，我们研究文征明的著作有几本？”西方的美术史学科正经历着一场危机，我们可以操心，也可以不操心，中国美术史还有许多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我们对自己的传统叫得响，但采取的行动和研究却不够，这也许是学者们需要关注和努力的方向。

    （作者：万木春，系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