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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教育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尊重。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27条明确规定：“一切有关文化方面，如宗教、美术、学术及古物的机关与财产，如不作为军事用途，交战国必须尽力保全，不得施以破坏。”然而， 抗战时期，日本在制造血腥屠杀暴行的同时，公然违背人道主义与国际公法，利用其优势航空兵力，以无差别轰炸这种暴虐、野蛮手段，对中国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学府肆意摧残和破坏，给中国乃至世界文化教育事业造成巨大损失。
对中国高等学府的轰炸，几乎与日本对华侵略实施无差别轰炸行动相始终。早在1931年10月8日，日军在一战后首次开启城市无差别轰炸，即包括对东北交通大学的轰炸。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南开大学遭日军无差别轰炸，日军飞行第六大队以“九二式50千瓦炸弹”对其进行狂轰滥炸，顷刻间，秀山堂、芝琴楼、图书馆等先后起火、化为灰烬，南开校园“已成瓦砾场”。
据当时教育部编定的《敌人摧残我文化事业录》记载，截至1937年10月，除北平的14所大学被敌人盘踞而未被轰炸外，三个月来全国总计有23所高校被轰炸。仅上海一地，淞沪会战爆发后，就有包括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在内的14所高等学府遭到了日机轰炸，其中75%以上遭到全毁。随着战事的推进，日机对中国高等学校的轰炸也在不断加剧。1938年4月10日，27架日本飞机空袭长沙，湖南大学等校中弹80余枚，该校图书馆、第五学生宿舍全毁，众多珍贵书籍、标本及仪器设备等被破坏殆尽，财产损失三百万元以上。同年5月中旬，日军进占厦门，在此前后，厦门大学遭受日军狂轰滥炸。6月8日，广州岭南大学先遭日寇机枪扫射，复又以炸弹轰炸，致使该校被迫关闭，迁往香港。中山大学校舍多次遭受日机轰炸，师生伤亡10余人，部分校舍被炸毁，文、法、理三学院一度被迫迁至他处上课。8月11日，武昌华中大学亦未幸免，三幢教学大楼被夷为平地，师生死伤60余人，正在武汉参加救亡活动的中山大学教授林诚厚也不幸殉难。
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为达成其战略轰炸的目的，对内迁后方的各高等学府大肆轰炸，“徒使无辜男女与青年学子体解肢离，血肉狼藉，多数校舍课室，尽夷为瓦砾之场。”1939年2月5日，迁徙至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被炸，炸毁宿舍8间、教室14间、大礼堂1幢，造成惨重损失。同年8月19日，36架日机轰炸乐山，武汉大学一男生宿舍被炸，当场炸死学生6人、工友2人，70多名师生受伤。1940年5月20日，日机袭击位于陕西南郑的国立西北医学院，投弹40余枚，炸死教授兼教务主任杨其昌及2名学生。重庆各大学更多次遭受日机轰炸。5月27日，复旦大学遭受轰炸，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教授及职员、学生6人被炸身亡；5月29日，重庆大学中弹50余枚，工学院及教员院第3号楼房均被炸毁，行字斋、气象台、绘图室、农场房屋、男女生宿舍等各幢，大部均被震坍震毁。就连僻处昆明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亦频遭日机轰炸，“跑警报”也就成了当时联大师生习以为常的事情了。
面对日机狂轰滥炸、恣意毁灭之行为，中国的大学愈挫愈勇，在流离中守护学术理想，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在群众中赓续文明火种，书写了“教育史上的奇迹”，也筑起了中华民族复兴路上的一座昂然丰碑。
1937年11月5日，蔡元培、梅贻琦等102名高校校长和著名学者，联合发表长篇英文声明，揭露日本破坏我教育机构之罪行。声明说：“诚所谓中国30年建设之不足，而日本一日毁之有余也。日方此种举动，每以军事必要为借口，殊不知此种教育机关，分布各地，往往距军事区域非常辽远，且绝与军事无关。日人之蓄意破坏，殆即以其为教育机关而毁坏之，且毁坏之使其不能复兴，此外皆属遁辞耳。”此声明对日本侵略者意欲灭我民族精神财富和文化传统的罪恶行径，一针见血地予以揭露。
除了公开谴责日军轰炸暴行，各大学为保存民族文脉，毅然走上了大迁徙之路。北大、清华、南开先迁长沙，最后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迁至陕西西安，后组成西北联大；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等31所高校迁至四川各地。内迁高校“流离转徙，散居于川滇黔者数以百计”，促进了西部教育事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本着御侮图强、振兴中华的理想，继续在日机的轰炸中以种种形式积极投入到有益于抗战进步的活动中。例如对战时所需技术知识人才的培养，实用学科的开设，抗战宣传、捐献、救护的开展等，有力支援了抗战。
正是凭着这股爱国至诚之心，中国的高等学府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毅力，不仅在1939年即已恢复战前大学生人数，而且兴建了许多新的大学。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36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1944年增至145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在连天烽火的抗战岁月，中国大学不惧轰炸，抗争发展，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愈挫愈勇的自强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和万众一心、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为推动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郭亮 潘洵，单位：西南大学，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的史料整理与研究”〔14ZDB04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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