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和长城：中华文明的见证

    段清波 1964年出生，山西芮城人。现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导，陕西省考古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秦汉指导委员会理事，曾任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陕西省长城资源调查总领队。

    城和长城是中华文明演化过程中最为重要和突出的两大标志。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漫长历史中，城和长城基本伴随、见证了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全过程。中心城市的出现是王国文明的见证，标志中华文明的诞生；长城的出现和发展伴随了帝国体制的构建、完善和衰败。两千五百余年间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互动交流以及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共通融合，最终孕育形成了中华文明。

 

城与王国文明

 

    考古学上一般把“金属工具、文字和城市的出现视为国家或文明出现的典型标志”。中华文明起源于龙山文化晚期，夏王朝属于王国时期，它的建立标志中国从此开始进入多元一体的复合型国家阶段。王国文明自夏朝开始直至春秋结束。

 

    恩格斯曾说过“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文明社会最重要和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国家的形成。“建城是立国的标志”，像陶寺遗址那样的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市的出现，标志着国家、中华文明的初步形成。中心城市的出现，也同样是世界上有些文明产生的标志，比如位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沿岸的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和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都是伴随着青铜铸造业、文字以及发达的城市中心一起诞生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取得“城市的出现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这一共识。

 

    “城者，所以自守也”，标志国家出现的城并不是五六千年以前在大溪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中发现的一般概念上的普通城邑，也不是仅仅用高大围墙围护起来的大型聚落，而是由周边小型城邑环绕的中心城市。影响王国政治、宗教、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活动也是从这里开展的，这种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中心城市的出现是天下共主式分封制下的产物。

 

    中心城市内不仅有宫殿宗庙、祭祀天地等高等级的建筑物，还有具备阶级和阶层的分化以及手工业专业化分工等特征的遗存。总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的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是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一处以都城为中心和周边大小不等的各种聚落相结合而成的、具有国家特征的中心城市遗址。考古发现城墙、宫殿区、贵族居住区、祭祀、天文台和等级分明的墓葬群，以及象征王权的龙盘、陶鼓、鼍鼓、石磬、彩绘木器、彩绘陶器、玉石钺等奢华随葬品，包括在陶寺城址周边发现的由规模大小不等的遗址所构成的陶寺聚落群，这一切都表明该遗址是属于早期国家形态的超大型都邑，并且说明在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晚期，黄河流域已经进入文明的初期阶段。

 

    相当于夏代后期、遗址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发现多座宫殿、高等级墓葬、青铜爵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等最早的青铜容器，包括“择中”的宫殿规划理念，均表明此阶段无疑早已进入文明时期。

 

长城的出现和长城地带的形成

 

    战国开始，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体系逐渐从夏商西周以来以血缘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制，开始向以地缘为基础的中央集权郡县制转变，完成这一转变用时将近250年。这一时期土地国有制彻底瓦解，新兴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确立和发展，与此相适应，战争的规模、方式和目的等也随之发生了剧烈和根本的变化。

 

    夏商周时期，王和各级贵族一般居住在城邑中更为尊贵和安全的区域，尤其是王城和大型城市中，并且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掌握大量社会财富。因此，战国之前的战争主要为攻取王城或大型城市而掠取财富。时至战国，随着土地的价值日益凸显，土地兼并愈加激烈，从攻城发展到攻城略地、略人，战争的目的转向获取更多的土地和役使更多的人口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矛盾更加激烈，战争的规模和残酷程度匪夷所思。各国都需要建立常备军来作战或防御，军队人数大增，车战的方式基本退出战场；作战目的由攻城掠夺财富转向攻城略地和获取人口资源，方式从城池的攻防转变为大规模的野战。史料记载，春秋时期自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64年间，只有38年没有战争，春秋初年时有诸侯国170多个；至战国时期，从公元前463年开始的242年间里虽然有89年都没有战争，但是，残酷的战争结果使得诸侯国仅剩七个，其数量消失速度惊人。

 

    战国时期，战争的常态化和规模的扩大化进一步带来战争目的、规模、参与人数及惨烈程度的变化。此时战争的形式已由车战演变成车、步、骑三兵种的联合作战，兵器以弓弩和常规兵器为主；战争规模巨大，参战人数动辄数十万人，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曾持续一年之久，旷日持久的战争也让“战国”因此得名。战国后期，从公元前364年至公元前234年的130年间，秦国参与了15次大的战争，给对方造成的伤亡达148.9万人。

 

    到了战国中期，在新的兼并与反兼并形势下，冲突日益激烈。为了满足自身安全和发展的需要，中原农业诸侯国们逐渐将过去战争的主要防御方式——封闭的城展开，而变成长长墙体的形式以借助高大的墙体来抵御侵略。齐、燕、韩、赵、魏、秦、中山等诸侯国先后修建长城，多数长城是由防御一方主持修建的。

 

    长城防御思想及形态最早脱胎于诸侯国间大规模兼并战争，到战国后期，由农耕文明首创的长城理念与实践运用到此时的农牧交错地带。在面对北方游牧邻居南下的强大压力下，秦、赵、燕三国将长城这种农业国家之间的防御方式移植到了农牧交错的地带，此后以长城地带为舞台，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这里共同上演了一部长达两千多年的、惊心动魄的、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交流融合的大戏。

 

    何为长城？长城是从战国中期开始，由不同时代政治实体在边境修建的，以土、石、砖材料构建的、以墙体为主、由点及线再到面的、立体的军事防御体系。

 

    长城是冷兵器时代最为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从战国至清代两千多年间，12个朝代、24个政治实体先后修建了规模不等、长短不同的长城。中国历代长城分布的区域大致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包括今天的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宁夏、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这个区域范围也被称作“长城地带”。虽然各个时代长城的分布位置有所差别，但除战国时期外，历代长城的大致走向却基本一致，即自东北向西南呈带状绵延分布。

 

    长城地带的形成是生态环境、族群、文化等变动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与自然地形以及气候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自全新世以来，这一区域的经济形态时农时牧不断地发生变化，农牧的界线空间也随之南北频繁摆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基本上是农业区，后来变为游牧人往来驰骋的地带。历代长城大多分布在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黄土高原的过渡区域，与我国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走势基本一致。长城地带除了东西两端分别位于半湿润和半干旱地区外，大部分地段处于由半湿润气候向半干旱气候的过渡区。由于降水量、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地区也恰好处在我国农业和牧业的交汇处。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长城的修建逐渐转变成为缓解农耕与游牧政权之间冲突、维护长城内外社会经济秩序的目的。

 

历代长城

 

    长城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分布范围最广、军防体系最复杂、规模最庞大和影响最深远的文化遗产类型，历代长城承载着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多数时代的长城是农业民族为防御游牧民族南侵的产物，它历经战国（齐、楚、燕、赵、魏、秦、中山、鲁）、秦、汉、南北朝（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含渤海国、高句丽、吐谷浑）、北宋、西夏、辽、金、明、清等朝代两千多年的修建，至今存留21196.18千米，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5个省（市、自治区）的404个区（县）。

 

    多数时代的长城并不是一次修建的，在同一时代的不同阶段，因防御主方向不同而建造的长城路线也会有所偏差，即使是同一时代，也存在先后修建多条长城的现象。长城也不是简单的一道墙体，随着战争方式、武器种类的变化和差异，其修建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开始是片段的墙体，后来逐渐演变成连绵不断的、人工修筑的、以土石砖为墙体的连续性墙体；再到后来尤其是明代，长城最后演变成为由烽火台、墙壕、营堡、交通供给线等组成的，点、线、面纵深立体的军事防御体系。

 

    战国中期，各农业诸侯国开始修建的长城并非是连续性的高墙，除秦国以外均未发现墙顶有覆瓦的现象，修建的目的既出于各个诸侯国之间的防范，例如魏长城、赵南长城、燕南长城，也为阻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进攻，例如燕北长城、赵北长城及秦昭王长城。公元前4世纪前后，齐国、中山国、燕国、赵国、魏国、秦国等也分别在其境内修建了长城。列国中，齐长城修建得最早（公元前408年），而秦昭王长城修建得最晚（公元前272年）。其中，魏长城有三道，赵国在其南北界均修建了长城，燕长城亦有两道。

 

    帝国时期的长城是集墙体、壕、天险、障、道路、后勤等为一体的立体性防御体系，并且几乎所有时代的长城均分布在长城地带。为了解除匈奴对秦王朝的威胁以及保障中原地区的安全，秦帝国“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汉高祖刘邦下令修缮秦昭王所建长城，与匈奴于“故塞”为界；武帝时，数次北击匈奴使其退居漠北，同时修建汉内外长城；自元狩年间起，修筑了从今甘肃省永登县至酒泉的河西长城；公元前111年至前110年，长城从酒泉向西延至玉门关；公元前104至前101年，不仅从玉门关向西增筑烽燧至今新疆罗布泊，而且随后还在长城沿线增筑了许多亭障、列城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东魏、北齐政权为了防止柔然民族南下均修建了长城，其中北魏长城有两段。隋代曾七次修建长城。

 

    唐宋时期长城的修建几乎停滞。辽、金时期在内蒙古草原修建了界壕以防蒙古人南下，其中金界壕在大定、明昌年间（1161-1195年）的大规模修建，分布在今黑龙江、内蒙古境内。

 

    明长城的修建经过了两个阶段，前期（1368—1447年）主要是进行小规模的修缮，添加若干防御设施，此阶段明蒙双方的对峙相对和缓；1449年以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大规模地修建长城。1471年修建了宁夏至陕西北部的长城；1560年又造宣府、大同镇边墙千余里，同时建造了大量的烽堠；1568年，戚继光重修了东起山海关西到居庸关的蓟镇长城，并且设计修建了空心敌台。此外，明朝还兴建了由甘肃省景泰县向南再折向西北，直抵嘉峪关的长城；永乐至成化年间还数次修建了辽东长城，对现有长城也屡次修缮或部分增筑。

 

    清代于崇德三年（1638年）至康熙二十六年（1697年）间，在长达59年的时间里，陆续修建的一道北起法特哈（今吉林舒兰县西）、东至凤凰城（今辽宁凤城）、西至山海关的长达两千六百四十余里的“人字形”特殊防御工事，其主要功能是防止内地居民出关垦殖。该工事的建筑方法为掘土为壕，壕内引水，以壕内之土堆为堤，堤上植柳并以绳结之，故称之为柳条边。

 

长城是帝国文明的伟大遗产

 

    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是在一系列社会性因素制约下形成的，是不同历史时期宇宙观、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核心文化价值观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思想文化程度。长城不是中华大地上一道道自然的、物理的、僵死的、割裂的、逐渐消失的人工堆砌物，而是一条条连贯的、前后相续的、始终涌动的、奔腾的、鲜活的、与历史交融的、蕴含文化意义的伟大遗存。长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半数历程的见证者，帝国历史与长城建造相始终，长城与帝国文明彼此成就。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从王国制到帝国制的巨大转型期。此时，夏商周以来所形成的王国制社会治理体系已经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了，且这种不适是全方位的，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此认知并努力探索变革，“百家争鸣”本质上就是不同学术流派对社会治理体系全方位思考的概括和总结。各国在迷茫中纷纷进行变法，郡县制的萌芽已经出现，直至秦帝国及西汉，以阴阳五行相克相生为宇宙观，以对立、变通为思维方式，以地缘大一统中央集权郡县制为社会治理体系，以规矩为核心文化价值观的为人处世方式的汉文明体系逐渐构建完成。

 

    新的社会发展态势促成了新的防御方式，打开封闭式的围墙，以长长的墙体来防御的军事工事相继在边境出现。战国中期，长城还主要修建在中原地区，是各农业国家之间相互防御的产物；战国后期，长城开始出现在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交汇的地带（秦赵燕），并且几乎都是农业民族用来防御游牧民族而修建的。

 

    自战国开始的社会治理体系探索经过两百多年的实践，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标志，大一统理念下的中央集权郡县制社会治理体系构建完成。从此，古代社会开始从王国时期进入帝国时期。帝国时期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就是长城，作为农耕民族防御游牧民族的军事防御工程，从秦汉至明清，它一直横亘在农业和游牧两大世界之间。长城与帝国文明的兴衰相始终。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秦帝国建立之前，北部的匈奴族也是部落林立互不相属；秦帝国建立十年后，前所未见的统一的草原游牧帝国也横空出世，从此开始直到近代热兵器流行结束，围绕长城所进行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始终是中华文明演变过程中的主旋律。

 

长城成就了中华文明

 

    长城的出现以及长城地带的形成，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互动碰撞的结果。没有秦汉帝国，就没有匈奴帝国，中原集权帝国的形成过程，也是游牧帝国的形成过程。

 

    随着环境的变迁以及农耕和游牧政权你进我退的变化，长城分布的具体区域也有不同。长城地带农业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不但是北方各游牧民族间交流融合的过程，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长期交流融合的过程，还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过程。长城的修筑以军事需要为起点，以民族融合、中华文化认同为终结，这一伟大的军事工程见证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长城地带的文化交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总体上呈现出相互渗透、交流融合的趋势。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帝国时期，假如没有与游牧文明之间频繁的互动，中华文明也许呈现不出绵延不绝、生动活泼的态势。汉初匈奴“常往来盗边”，西汉政权在处于劣势的情形之下，被迫“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奉宗室女为单于阙氏，岁奉匈奴絮、缯、酒、实物各有数”。应该说，和亲及互市是农牧文化交流最直接的方式，这样的缓兵之计对当时中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明代“烽火不惊，三军晏眠，边圄之民，室家相保，弄狎于野，商贾夜行”，隆庆五年（1571年）开始在边境上开设常态化的互市，边境线上对峙的局面为之大变。

 

    两千多年间，在围绕长城的交往互动中，在农业和游牧民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下，形成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多元统一的文化面貌，而多元化恰恰是维持中华文明不断革新和强大的保障。长城的历史证明，中华文明至少是由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一起构建完成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

 

    考古所见中原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不胜枚举。汉族的语言文字、思想制度、文化艺术深刻地影响着长城地带游牧民族的文化发展。《汉书》保留着匈奴与秦汉王朝长期书信往来的资料，表明秦汉时期还尚无文字的匈奴便已经通晓和使用汉语。西岔沟墓地发现长短兵器、马具和较为贵重的金银饰品，包括具有汉族风格的文物铁钁、铁斧、绳纹陶器、各式刀剑、鎏金马具、铜镜、配饰、货币等。上孙家寨匈奴墓葬发现随葬的铜镜、五铢钱以及仓、灶、井等明器，完全和汉文化的特征相一致，并且砖室墓与东汉中原地区汉墓形制无异。南越王墓、江苏徐州楚王墓中出土金、铜带饰。新疆罗布泊、辽宁西丰县的汉代墓葬出土了中原地区的铁斧、铁刀、铁镞、铁剑。蒙古高原和西域地区也都有发现汉代的钱币、铜镜、瓦当、生产工具等。此外，汉代龟兹国“汉乐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击钟鼓，如汉家仪”；蒙古鄂尔德尼昭哈拉和林遗址以北“包括城市、堡寨、城堡及农业郊区。……瓦当和铺首的纹饰均为唐代晚期的风格。遗留在城堡内宫殿基址上的瓦当上亦存在唐晚期的纹饰”的发现等。

 

    历史上农耕文化对游牧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农耕文化发展较早，其体系也较为成熟和完整，对北方的游牧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农耕文化向长城地带各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扩散的同时，各民族文化也在向中原汇聚，使得中原文化在发展中也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的养分和智慧，而且衣、食、住、行无所不包，塑造了长城地带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据考证，从赵武灵王提倡胡服到清代的旗袍、马褂，古代中原民族上衣下裳、宽领褒袖的笨重服饰有了重大的转变。伴随魏晋时期大批北方游牧民族从长城以北的东北地区或蒙古草原进入长城地带或其以南的中原腹地，“胡床”带入农耕地区并改变了中原民族席地而坐的习惯。随着小麦、大麦以及磨面方法从西域和其他民族地区的传入，改变了中原汉族以五谷为饭的膳食种类。家用畜力中的马，主要是从蒙古高原引入长城以南，汉代极为有名的汗血宝马传入中原后备受珍惜。此外，在新疆阿拉沟、鱼儿沟等地西周至战国末期的墓葬中发现的骡子骨骼，经鉴定其最早应该是蒙古高原地区的游牧者培育出来的。而在艺术文化方面，诸如笛、琵琶、箜篌、胡琴等乐器以及音乐音律、歌舞杂技等自南北朝时传入中原后，对中原的戏剧、宋词、元曲均产生了极大影响；大同云冈等石窟艺术以及敦煌的壁画艺术等，都是长城地带各民族乃至世界艺术的汇聚。

 

    民族融合发生、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不论是农业民族政权还是游牧民族政权，当他们主导中原后，自觉不自觉地都希望能够统一中国，这种思想的形成是长期以来民族融合最好的也是必然的趋势。尤其是游牧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想要稳定和谐发展就必须与农业民族的思想文化进行融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与汉民族达到契合，这正是农业民族与各民族不断融合最后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重要过程。虽然长城地带各民族的起源地域各异，但在几千年相互打交道的过程中，通过交流与学习所进行的“民族融合”已不再是简单的“汉化”或者“胡化”，而是更深层次的诸如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深度交融。各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保有自己风俗习惯的同时，又兼具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征，这才使得中华民族文化朝着多元化方向不断发展，促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繁荣，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包容性。费孝通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自从长城修建以来，长城内外逐渐形成了农牧两大经济体。两千多年来，长城内的农业民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等方式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把长城内外各民族联结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中重要的一部分，长城见证了农牧双方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缔造中华文明

 

    文明始于城，帝国与长城相始终；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一起缔造了中华文明，城和长城共同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心城市出现在以血缘宗法分封制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夏代，而长城出现在从分封制向中央集权郡县制转变的战国时期，从战国之后到大一统帝国时期的秦汉、隋唐、明清等时期，均修造有大量的长城。因此，城和长城一起，共同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中华文明由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共同构成，缺失游牧文化的中国文化，是不可想象的。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自从长城修建以来，长城内外逐渐形成了农牧两大统一体。从修建形式上讲，长城似乎是一条有形屏障防御线把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分割开来，实则不然，长城作为防御体系兼具一定的开放性，对内反映在长城的修建要与周围环境诸如地形、耕地、水源及前方、后方构成联系，对外则表现为通过千万座连通长城内外的关隘而将农耕和游牧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农耕与游牧是东亚大陆两种基本的经济类型，也是中华文明的两个彼此不断交流的源泉，历经数千年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它们汇成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史中不但有以“耕”为核心的文化，也有以“牧”为核心的文化，正是两者的碰撞、交流、融合和演进，才缔造了优秀的中华文明。

 

    长城地带农牧之间自史前时期就进行着持续的、规模日益扩大的文化交流。长城地带各民族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充分体现了以农业文化为主导向四周辐射、各民族文化呈多元不平衡发展并向中原文化汇聚的特征。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互相交流碰撞、相互借鉴吸收，在和谐共生、共同发展中创造了绚丽多姿而伟大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