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关三叠

    【中国故事】

 

 /一叠/

 

    闺女长大后经常问我妻子：“你跟我爸爸是怎么认识的？”记得有一次闺女问话问的不是时候，妻子跟我和闺女都生着气。她跟闺女说：“我这一生做了两件最大的错事，一件是认识了你爸爸，一件是生下了你。”

 

    妻子是我的学生。不过我跟妻子的师生关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那一年，我大学毕业分配至一家陶瓷厂教育科工作。工作任务就是给年轻职工上文化课。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全民抓学习，全民爱学习，厂教育科分期分批轮训全厂的年轻职工。上政治课、上语文课、上化学课、上数学课。我学的是数学专业，就负责教授数学课。陶瓷厂是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职工家属上万人，年轻女职工占有不小比例。嘻嘻哈哈，上课下课，一大半都是年轻的女职工。妻子是厂职工医院的护士，显得跟生产车间里其他的女孩子有些不一样，话少，孤单。妻子安安静静地坐前排，别人不听课她听，别人说话她不说。一期轮训班开学，学生新来乍到，我两眼黢黑不认识几个人，就按图索骥，念作业本上的名字，将作业本对号发到他们手上。顺带说一说作业本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记住他们的名字。妻子的作业本，只折一条折痕，没有按规定画竖线，我说了一声，她的脸色“嚓啦”一下红起来。第二天，妻子的作业本依旧没有画竖线，我就不好去说了。厂教育科培训年轻职工，不是正儿八经的学校，就不能按正儿八经的学校学生去要求。你可以要求他们，做不做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这一次，我把作业本交到妻子手上，就没说画线不画线的事。我看到她躲闪的一双眼里充满了怒气，好像说我就是不画线，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她为什么不愿去画一条竖线呢？事后，妻子说我这是找她的碴子，是看上了她写在作业本上的名字，想找一个碴子认识一下她这个人。妻子的名字跟别人不一样，在众多英呀红呀秀呀霞呀中，有那么一点别具一格的味道。不能说我没有特别地注意妻子的名字，但也不能说我一下就喜欢上妻子这个人。

 

    轮训班一期三个月，大多年轻职工从车间生产一线走出来，把轮训班当作是放长假，上课做作业能马虎则马虎，只有少部分是认真学，想考职工大学，获取知识改变命运。妻子的愿望是考一所卫生学校，系统地学习护士专业知识。正是报名时节，她已经报过一个卫生学校，一个月后就考试。数学是主课，妻子有什么不懂的问题下课就问我。地点是教室，或是办公室。若是在办公室，她总是要拉上一个女同学做陪衬，显得很有分寸感。妻子的数学基础不太好，初中高中一路“放羊”跑过来。我俩同一年出生，她上学比我早一年，上初中赶上“文革”末期，数学基础差算正常。一个月后，妻子没考上，数学在意料之中地拖了后腿。妻子的心态倒不错，说两个月后再考一个学校试一试。先工作后考学的年轻职工都是这么一种心态，考上就上一上，考不上就回原单位上班。我主动提出替她补习数学课。那个时候，我动了一点“恻隐之心”，有那么一点“能帮别人一把就帮别人一把”的“高尚思想”。并不像妻子后来理解和歪曲的那样，是我看上了她，想找机会接近她，才主动提出帮助她补习数学课。

 

    补习时间是周末。补习地点在她家。所谓补习，就是把复习大纲分解成若干知识点，一个知识点接着一个知识点讲解。职工升学考试题目不会太刁钻，都是一些与例题相似的基础题。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再去考试就会八九不离十。每一次辅导结束，妻子都送我出家门。妻子送我的时候，有一种恋恋不舍的神态。我走远了再回过头，见妻子站在原处一动不动望着我。我心里涌出一股子暖流。一对青年男女在一起久了，难免生情，是防不胜防的，又是细雨无声的。有一天晚上，月光皎洁，水一般流泻一地，我问妻子是否有对象？妻子说，没有。我说，那我替你介绍一个吧。妻子问，我认识不认识？我说，你认识。妻子问，是谁？我说，是我。妻子一下子扑进我怀里。这是我第一次拥抱一个女孩子。妻子的身子是那么的舒软，那么的合怀。这是我生命中从未有过的体验。

 

    中间相隔一年，我与妻子结婚了。中间再相隔两年，妻子生下我们的闺女。婚后生活就是鸡毛蒜皮，柴米油盐，是充实的，又是乏味的。不再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情调，不再有相依相偎的温暖气息。彼此间说话的腔调变得生硬与粗糙，相互间失去耐心与谅解。遇见化不开的大小矛盾，遇见不顺心的大小事端，动不动就争吵。一天三小吵，三天一大吵，变成很长一段时间的家常便饭。有时候，吵累了，吵伤了。妻子说，我俩离婚吧？我说，离就离，谁离开谁不能活？妻子说，你就是一个骗子，你说话不算数。我反问，我怎么说话不算数了，我怎么就是一个骗子了？妻子说，你恋爱时跟我说，结婚后会对我好，你结婚时跟我说，有孩子会对我好，你说你什么时候对我好啦？我说，等你老的时候我会对你好！

 

    一转眼三十年过去，我和妻子都已经年过半百，渐渐地接近暮年。现在我跟妻子很少吵架了。是想吵吵不动，是没有精力吵。我与妻子经常怀念年轻时候的吵架时光。妻子说，那个时候多好呀，一吵一夜的架，第二天照常上班，一点都不耽误。我说，那我俩就吵一架，感受一下年轻时候的好时光。妻子说，吵个屁，你还能吵得动吗？我说，吵不动了。妻子说，我想告诉所有年轻的夫妻，还是吵架好，不想吵架，吵不动架，就说明你老了。

 

/二叠/

 

    现在要想记录一次我与妻子年轻时候的吵架过程很困难。困难的原因之一是时间太久远，再说记忆也不愿去主动储存损伤夫妻感情的回忆。不过我还是试图尽我所能，在模糊的记忆中打捞一次，还原一次，记录一次。

 

    那一次，妻子一下子喝下去半斤白酒。吵架的原因我记不清楚了，或许根本就没有吵架吧。喝酒的场所倒是在家里的饭桌子上。妻子说，我今儿个心情好，想喝一点酒。相反地，我看出妻子心情一点都不好。妻子心情不好的原因各种各样，我不用去问，恐怕她自己都说不清楚。妻子说着话，就把过年剩下来的白酒瓶拿出来，自斟自饮，“咕咚咕咚”喝起来。妻子喝酒使用的是白瓷碗，倒上半碗，不就菜，几口喝下去。妻子有酒量，半碗酒喝下去不算一回事。但妻子这一次喝酒，我还是生疑惑。我问，你空嘴喝这么多白酒干什么？妻子说，我心里高兴。我问，你说有什么高兴事？妻子说，我过一会儿跟你说。妻子说着话，“哗啦哗啦”又倒上半碗酒。这一次妻子更干脆，端起酒碗，扬起脖子，一口气喝下去。我慌神，赶紧地去夺碗。一只空碗夺下来，屁用没有。妻子说，我还要喝酒。妻子手持酒瓶直接往嘴里倒，瓶底朝天不见酒。这下倒好，刚夺过一只空碗，又夺一只空瓶。妻子狠狠地把酒瓶蹾在饭桌子上，大声地命令我说，你去拿酒来，我还要喝酒！妻子见我不去，自己站起身拿酒。酒在储藏柜中，离饭桌几步远。妻子走两步路，摇摇晃晃地不稳当。酒喝的猛，劲上的快。我赶忙伸手去扶。妻子两腿一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妻子说话舌头有些大，继续命令我说，你去把酒拿来，我还要喝。我不搭理妻子，束手无策地站在那里。没有防备地，妻子张开嘴，“哗啦”一声吐出来。吐一身。吐一地。吐一沙发。我赶紧去拿拖把，去拿抹布，去拿毛巾。拖把拖地。抹布擦沙发。毛巾擦妻子。妻子见我上下忙碌，两眼空蒙，无动于衷，像是别人吐的一样。

 

    妻子说，我恨你。

 

    妻子说，你不是一个好男人。

 

    妻子说，你对不起我。

 

    妻子说，你是一个王八蛋。

 

    妻子“呜呜溜溜”地哭起来。

 

    妻子说，我今天心情一点都不好。

 

    妻子说，我今天一点白酒都不想喝。

 

    妻子说，我知道今天一喝酒就醉。

 

    任凭妻子说什么怎样哭，我就是不搭理她。

 

    哭半天，停下来。妻子说，我现在想睡觉。

 

    妻子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一小会儿“呼呼呼”地睡起来。我不想把她往床上挪动，抱一床被子盖在她身上，我自己去卧室睡自己的。半夜醒来，我去看妻子，见她依旧在沙发上睡着，我也回床上接着睡。再一觉睡醒，天就亮了。天亮要去上班，我去喊妻子，问她今天上班不上班。妻子愣一愣神问，我怎么会睡在沙发上？我说，你昨晚喝酒喝醉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妻子两只眼睛睁多大地问，你说什么，我昨晚喝酒，喝醉了，就睡在沙发上？我问，你真不记得了？妻子摇一摇头，肯定地回答说不记得，一点不记得。

 

    那是一段特殊时期。我和妻子所在的陶瓷厂遭遇破产危机。我为下一步生计发愁，妻子为下一步生计发愁，厂里数千名职工为下一步生计发愁。破产像一块大石头沉重地压迫着每一个人。破产像瘟疫一般在职工之间快速地传播着，春节前后一个月时间，厂里有几个人因为发愁下一步生计而丧失了生活的勇气。那一年，我三十六岁，妻子三十六岁，闺女九岁。往常我与妻子吵架都是尽可能地躲避开闺女。那一天夜晚，妻子喝醉酒，闺女去了哪里？我现在真的一点不记得。

 

/三叠/

 

    春节过后，我的首要工作任务就是带妻子看腰疼病。

 

    妻子的腰疼病是由腰椎间盘突出和骨质疏松造成的。第一阶段治疗是打针，打一种从日本进口的针剂，中间隔两天打一针。妻子就诊在省立医院，打针依旧在省立医院。省立医院离我家现在的住处不算远不算近，乘公交车大约需要四十分钟车程，加上出家门至公交车站、从公交车站至医院，再加上打针排队等候的时间，一来一回差不多需要三个小时吧。上午我要去单位上班，要上街买菜，妻子要烧晌午饭，要简单地做一做家务事。一般都在下午去打针，吃罢晌午饭休息一刻钟就得走，错开下午上班上学的高峰期。要是再晚半个小时，乘车人就会多。我不怕人多，妻子怕。妻子腰疼，怕乘车人多挤来挤去的，要是有人不小心，哪怕轻微地碰她一下子，都够她龇牙咧嘴地疼半天。去的早，回的早，依旧错开下午下班放学的高峰期。一盒针剂十针，十针打下来，前后跑一个月。

 

    我问妻子，腰疼好一点没有？

 

    妻子说，要我说实话？

 

    我说，说实话。

 

    妻子说，没觉好。

 

    我说，接着打。

 

    医生说一个疗程需要三个月，现在只打够一个月。

 

    妻子说，歇一歇吧，我打够了，也跑够了。

 

    想一想妻子说的在理。这样跑来跑去打针，确实有些受不了。

 

    我说，那就歇几天。

 

    妻子停下治疗，我感到心慌，好像没有尽到责任，好像亏欠妻子什么东西。妻子疼得拧着一副腰，睡不香，吃不香，心烦意乱。妻子问，你可知道我的腰疼病根源在哪里吗？我说，我不是医生，我怎么会知道。妻子说，你不是医生，但你比医生都清楚。我问，你说我清楚什么呀？妻子说，我这是月子病，是我坐月子没有坐好落下来的。我反驳妻子说，照你这样说话，我不同意，好像女人不管生什么病都是月子地落下来的。妻子说，你说你伺候我坐月子坐的怎么样？妻子这样一问话，我就无话可答了。年轻时我不会做家务事，尽管妻子坐月子我尽了十二分努力，但这十二分努力，在后来妻子的评判中依旧不及格。我不能与妻子去论这个道理，说当务之急是接着给你看腰疼病。

 

    妻子问，怎样看病，接着去省立医院打针？

 

    我说，不愿打针，就去针灸。

 

    妻子突然得了腰疼病不习惯，更主要的是不情愿和不甘心。腰疼病不是老了的象征，妻子却偏要这样去认为。妻子不断地、反复地自己问自己，我怎么就有腰疼病了呢？我怎么说一声老了就老了呢？不管妻子怎样不情愿和不甘心，腰疼病就是腰疼病，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腰疼病一天不好，就得接着去看腰疼病。

 

    针灸是第二阶段治疗。针灸的地点比省立医院远，中间转一趟公交车，一来一回要四个小时。每一趟都是上午去，七点钟出门，十一点钟回门。第一趟去的晚，八点半出门，赶上星期六，一到那里傻眼了，一间不大的门面房，排队等候二三十人。看病的，陪同看病的，里里外外围一个水泄不通。要说去省立医院看病的人多我能理解，可这是一家私人门诊，云集这么多看病的人，我就不能理解了。我仔细地观察下来，什么样的疼痛病人都有。儿童上小学，背书包或写字的姿势不正确，脊椎变形，来这里针灸；少年上初中，体育课上崴脚，来这里针灸；少女生鼻炎，西医治疗不明显，来这里针灸；少妇生产后发胖，体重恢复不理想，来这里针灸；男老板工作压力大，失眠严重，来这里针灸；女职员精神压力大，月经不调，来这里针灸。腰椎疼、颈椎疼、肩周疼、坐骨神经疼、小腿疼、大腿疼、膝盖疼、手指疼、胳膊疼……好像这里成了各种各样疼痛的聚集地。肉体的疼痛、精神的疼痛、生理的疼痛、想象的疼痛。面对这么多被疼痛折磨的病人，我感到一丝恐惧。好像我身上隐藏着各种各样的疼痛，一样一样地即将诱发出来。相反地，妻子却感到一丝欣慰。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疼痛，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同病相怜的人。

 

    每一趟，我陪妻子去针灸，她在那里排队等候，我去四周慢慢地闲逛。整个上午半天，不看书，不写作，不上班，迫不得已，不由自主，生活的节奏一下子慢下来。我一边慢慢地闲逛，一边慢慢地回忆我与妻子共同生活的三十年。我们的相爱与争吵，我们的欢悦与怨恨，我们的年轻与衰老，我们的健康与病痛……

 

    曹多勇 1962年出生，现为安徽文学院专业作家，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4部，中短篇小说集6部。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文学期刊发表作品300余万字。长篇小说《美丽的村庄》（与人合作）获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