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雅可夫斯基：一个被骄傲摧毁的诗人

    【深度解读】

    在中国新诗接受外来影响的历史上，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贺敬之、郭小川、田间等著名诗人都各自模仿他的风格，写出了被批评家们称之为“楼梯式”诗歌的重要作品，至于论及其影响，甚至可以寻索到朦胧诗的一代。可以说，他堪称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诗人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他同时也是被误解最深的一位诗人。在科瓦廖夫主编的《苏联文学史》中，他被认为“在俄罗斯和全世界的诗歌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在他去世以后，斯大林给他下过一个著名的断语：“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

    或许是受此影响，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的文学史和教科书对这位杰出诗人的评价都因循了这样一个思路：首先指出他最早建立于未来主义的诗歌名声，并视为某种程度的误入歧途，接着肯定其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出的贡献，同时粗略地指出他对早期诗歌倾向的放弃，以标示他在艺术上的进步，暗示他在政治上可能的同步性正确。诚然，这种判断多少失之轻率和武断，甚至抹杀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天才和他的真正贡献。诚然，这种误解不仅发生在他身后，实际上，马雅可夫斯基生前就引起过不少争议，当时就有人指责他不能很好地为社会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有人则指责他在不折不扣地为布尔什维克工作，以普希金的标准要求于他。这就使率真的诗人似乎无法左右逢源。

    1930年4月14日，马雅可夫斯基在自己的寓所饮弹自尽。耐人寻味的是，1925年，意象派诗人叶赛宁自杀时曾留下一首诗：“这一生中，死绝非新鲜事，/但活着，当然也并不更新鲜。”对此，马雅可夫斯基写了一首悼诗，表达了自己的理解：“我们这星球/快乐呵/原本就很少。/应该/从未来的岁月/拽出/快乐。/这一生中/死/并不困难。/但要安排好一生/却相当困难。”据说，这首诗因消除叶赛宁自杀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而得到广泛传播。时隔五年，马雅可夫斯基也不曾克服生之艰难而离世，这不能不让人唏嘘不已。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于1893年出生在格鲁吉亚库塔伊斯省的巴格达吉村。父亲是当地的一个林务官，去世于1906年。此后，全家移居莫斯科。1908年，马雅可夫斯基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布尔什维克），积极从事地下宣传活动，曾三次被捕，最后被判了徒刑，在狱中待了十一个月。不过，他因祸得福，借此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莎士比亚、拜伦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同时尝试写诗。

    1912年底，马雅可夫斯基与大卫·布尔柳克等人共同发表《未来主义宣言》，出版了俄国未来派的第一本诗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认为自己是“未来人”，宣称要“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从现代这艘轮船上扔下去”，至于诗，它“决不在沙龙中，决不在死的殿堂里，也不是资产阶级闲情逸致的消遣品。它不得不集合在广场和街头，因为它必须在勇敢的行动中才能尖锐地呈现。”可以说在当时的俄罗斯文坛制造了一场大地震。马雅可夫斯基有两首短诗《夜》《晨》被收录在该诗集中，它们和作者后来陆续发表的一些诗作如《港口》《城市地狱》《拿去吧》等，都具有强烈的未来主义特征：对现实有强烈的不满，颠覆人们的思维惯性，用词夸张，意象怪诞晦涩，节奏短促有力，等等。

    在整个俄国未来主义诗歌中，马雅可夫斯基无疑当属第一男高音，他的诗歌赋有雄辩的风格，其句式往往短促有力，仿佛鼓点般直捣人心。1915年，他创作了长诗《穿裤子的云》。原诗标题为《第十三名使徒》，由于显示了鲜明的“异教”色彩而遭到了沙俄审查机关的查禁。对此，马雅可夫斯基给予了强烈却颇具策略性的回应：“我可以当一个最温柔的人，不是男人，而是一朵穿裤子的云。”于是，标题就改成了其后流传的《穿裤子的云》。这部作品以一段失恋的情感为线索，以内心自白的方式叙说抒情主人公与周围世界的矛盾与冲突，它贯穿了作者在第二版前言所阐述的“打倒你们的爱情”“打倒你们的艺术”“打倒你们的制度”和“打倒你们的宗教”的艺术思想。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的灵魂没有一根白发，/它也没有任何老者的温情！/我嗓音如雷威震世界，/我大步行走——无比俊朗，/二十二岁的青年。”读到这样的句子，我们不能不感受到作者所追求的那种“锋利化，简捷化与漫画化”的风格，并叹服于他身上那种充满阳刚的青春气息和内心的骄傲。

    十月革命以后，马雅可夫斯基首先与布尔什维克合作，参与新政权的文化建设工作。他们得到苏联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卢纳察尔斯基的赏识，一度赢得很大的名声，当然，也遭到了一部分作家和诗人的反对与抵制，反对者中既有旧俄知识分子，也有年轻的无产阶级作家和理论家。这个阶段，马雅可夫斯基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接受社会订货”。他认为：“最好的诗篇应当是根据第三国际的社会性的订货而写作，而以无产阶级的胜利为目的，用大家能懂得的、新的、有表现力的文字来传达，在一张布置得很好的书桌上写作，用飞机递送到编辑部去。”作为实践，他创作了不少“传单诗”和“诗体口号”。这是一个利弊参半的主张，从正面角度来说，它有利于诗歌介入现实，为社会和人民服务；但其负面影响也非常大，过于急功近利的创作模式导致了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审美层面上的不足。

    二十年代后期，马雅可夫斯基在诗坛上的地位也急剧下滑，到了1930年，他的被认可度几乎跌到了最低谷。新年伊始，他寄予厚望的讽刺剧《澡堂》在列宁格勒“人民之家”演出时被观众喝了倒彩。2月1日，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同时举办了诗人创作二十周年文学活动展览，但参观者人数寥寥，而且除法捷耶夫、什克洛夫斯基和勃里克以外，当时的文化名人和诗人以前的好友绝大部分都没到场。4月9日，马雅可夫斯基在普列汉诺夫学院举行了一场诗歌朗诵会，听众是各地来进修的基层党政干部，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当马雅可夫斯基在台上朗诵得声嘶力竭、唇干舌燥的时候，得到的反响却是“听不懂”。这与他此前所到之处必定赢得的普遍的欢呼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让他萌生了强烈的挫折感。

    与此同时，他的感情生活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马雅可夫斯基形象俊朗，才华横溢，按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有很多女“粉丝”，他也确实与多位女性有过密切的交往，但终生未婚。与他相处时间最长、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女性是莉莉娅·勃里克，她是有夫之妇，与马雅可夫斯基相爱后，把这种关系告诉了自己的丈夫奥西普·勃里克。但爱情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情况显然不可能长久。1928年，马雅可夫斯基在出访巴黎期间结识了一位名叫塔吉雅娜·雅可夫列娃的女子，两人很快堕入情网。第二年春天，诗人再次来到巴黎，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他在给塔吉雅娜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你别犹豫，/别犯愁。/来吧，/来到我这双大手——/这双笨拙的手的/十字街头。/不愿吗？/那你就留下，/冬眠在此地。/这屈辱/咱就和总的屈辱/串在一起。/不管怎样，/总有一天/我要娶走你，/娶走你一个，/或许/还捎带上巴黎。”（飞白译）诗中流露了作者对爱情的憧憬和对组织家庭、开始新生活的渴望。但意外的是，当马雅可夫斯基五月份回国料理有关事务，准备在十月再次出国去与塔吉雅娜结婚时，他的申请被拒绝了，而此前他曾九次顺利地获得过出国申请，打击之深可想而知。后来，马雅可夫斯基与莫斯科高尔基剧院的演员维罗尼卡·波隆斯卡娅又有过一场热恋，但维罗尼卡也是有夫之妇，并且因为担心伤害丈夫而不愿离婚。

    事业不曾得到认可，爱情找不到归宿，这双重的打击彻底摧毁了马雅可夫斯基的生存信念和勇气。自杀前两天，马雅可夫斯基在绝望中写下了自己的遗言：“致大家：不要为我的死责怪任何人，不要发布谣言。死者对此深恶痛绝。/妈妈，姐姐和同志们，请原谅——这不是办法（我也不建议其他人这么做），但我已没有出路了。/莉莉娅，爱我吧。/政府同志，我的家庭成员——有莉莉娅·勃里克，妈妈，姐姐和维罗尼卡·维朵尔多夫娜·波隆斯卡娅。/假如你能给他们安排一份将就的生活——那就谢谢了。/已经开始的诗作交给勃里克夫妇，他们可以进行整理。”这则遗言还引了作者一首未完成作品的片断：“据说发生了严重的事故/爱情之舟撞上海礁/我与你两不相欠/彼此的不幸与委屈的苦恼/又何必计算。”

    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死，与他同时代的帕斯捷尔纳克发表过一个看法：“我觉得马雅可夫斯基自杀是出于骄傲，因为他谴责了自己身上和周围的某些东西，可他的自尊心却无法容忍。”应该说，这是一个点中穴位的判断，马雅可夫斯基骄傲的个性容不得自己的被忽视和轻看，因此，撞碎他生命之舟的实际是“骄傲”这块极其凶险的海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