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本期主持：刘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本期主题：史料与世界史研究

    主持人语

    无论史学流派的发展如何异彩纷呈，“实证”的方法始终是历史学的根基与科学性之所在。所谓“实证”，概而述之即是“言之有据、论之有理”。讲道理容易，身体力行却犹如攀登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历史学家发奋把实证研究做到极致，穷极毕生的精力与定力，也不一定达到如此之高的目标。实证研究的中心内容是史料学，包括史料的获取路径与工具手段的掌握、史料的真实程度与原生态评定、史料搜求的全面程度判定、史料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历史内容的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本期发表的三篇文章，从多个视域展示了史料学的广度、深度、繁复程度，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史料之于历史学的重要性，一再为人们所强调。梁启超有言，“史料是史之组织细胞”。不过，在实际的操作环节，史料的重要性如何体现和实现，仍然值得讨论。世界史研究尤其如此。

    对于世界史研究者而言，要获取史料，需具备一些能力。这一能力首先表现为语言能力，即懂得对象国的语言。只有懂得对象国语言，才有可能熟悉、掌握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特例自然是有的，例如马克斯·韦伯做中国研究，并不懂中文，但其《儒教与道教》一书在中国也是经典。这是天才的偶一为之，普通人很难达到这样的高度。常人如果不懂语言，大概连研究都难以算得上。正因如此，对象国语言被世界史研究看作是最低的门槛。跨得过，就入门了；跨不过，就只能在门外徘徊。以语言归档学术，在逻辑上自然不是太缜密，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不懂对象国语言，就不能获取最为原始的史料，世界史研究中已经在实行原始史料本位原则。

    掌握了语言，并不等于就能轻易获得原始史料。从对象国语言到原始史料，需要研究者熟悉对象国的历史，熟悉他们的学术研究，熟悉他们的实体或者数字化的文献收藏，等等。只有这一切条件都满足了，才有可能获取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的相关史料。随后，才能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

    上述过程很容易让我们看到，所谓的史料问题，其实是个个人问题。如果能搜集到满意的史料，取得优秀的成果，则是个体能力强的表现；反之，则是个体能力不足。这一结论颇有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味道，史料问题最后转化为个体在行业的竞争存在。能者上，弱者下。学术的等级由此产生，由语言而生，由语言所带来的原始史料而生，由原始史料带来的研究成果而生。

    这样的竞争固然可以推动学术的发展。但是，与其让个体在学术社会里无序地竞争，倒不如学术群体做一些工作来规范和指引着竞争的进行。换言之，世界史史料问题的解决以及学术的提升还需要一些集体的行为。个体的努力，如果没有集体或者学界小社会的支持，最多有几个出类拔萃者，余者只能浑浑噩噩。个体要学习语言，大语种英法德自不用说，可以找到机会学习。其他中小语种呢？即使学会了对象国语言，想要搜集史料，结果在国内找不到只言片语的说明介绍。个体研究者也只能如狗熊窜进了苞米地，不知所措了。因此，世界史研究的各个集体，有责任有义务去购买、搜集、整理乃至翻译编纂史料，更有义务为个体在寻找史料和运用史料的过程中导航。正是有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齐思和、刘启戈、耿淡如等先生编纂翻译的中世纪史史料，才让后来者能够较为迅速地进入到相关研究领域，并拓展史料的搜集。从这一意义来看，中文文献不应该是一种障碍，相反对于世界史研究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北京大学购置的《拉丁教父文集》《德意志文献集成》等系列史料，就把一批批的研究者引向了这些原始史料及其背后的历史。黄洋、晏绍祥的《希腊史研究入门》，刘津瑜的《罗马史研究入门》等著作，指导作用更是显而易见的。

    可惜，这样带有学术公益性的工作，学界总体上做得并不多，取得的成绩也很少。众所周知，世界史属于后起学科，在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史料积累以及研究水平等方面都非常薄弱。尤其是史料建设，严重滞后。这种状况，即使到今天也很难说有根本性的改观。每一个世界史研究者或许都有类似的感觉和经历：即一旦进入某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就会发现史料严重不足，无论是一手的还是二手的。翻检已有的研究，原始史料的碎片化，孤立乃至孤证特征明显。往积极的方面看，是有核心材料；往消极的方面说，则是孤立性突出。往往一篇论述，所依赖的只是孤立的个别史料，其后果则是碎片化现象。这里的碎片化不是指缺乏理论上的整体高度而呈现出的历史零碎特征，而是说史料不具有整体性，也不具有联系性。翦伯赞先生曾经批评过这种现象：“在历史研究中，没有任何事情比玩弄个别事例更容易的，然而这是毫无意义的。史料如果不放在它的整体中，放在联系中，那它们就是一些孤立的历史碎片，任何问题也不能说明。”世界史研究者出现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不能很好地掌握对象国史料的整体性。

    此外，世界史研究中出现了对象和范畴的偏门。与原始史料的强调相对应，那些容易获取原始史料的范畴就成为研究的首选，反之就不被重视。例如，社会经济史因为核心材料不够集中，需要研究者仔细找寻爬梳，结果可能是吃力不讨好，故而不受材料收集者青睐。政治史尤其是政治事件，记载它的相关文献往往更为集中，则颇受关注。最受欢迎的是思想史。究其原因，是思想史史料多为思想者的著作。要说集中，没有比这类材料更为集中。要说原始，更不能否认某一时代人物作品的原始性。于是，思想史就不知不觉间成为了一种潮流。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似乎是有名无名的思想者都会成为大家研究的对象。研究思想史，自是无可厚非。但是把丰富多样的历史简化为思想，把思想表述为历史实际，都大有可商榷之处。更不要说，在研究中以阐释的主观性创见自得，已经离开历史学很远了。核心史料，尤其是思想史的核心史料，往往以一个个文本的方式呈现。在缺少其他史料辅证的情形下，对于文本的处理，研究者只能以自己的喜好和能力进行阐释。一项研究的好坏，并不取决于原始史料的客观性，而是研究者的阐释能力。当阐释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大行其道，史料的客观性就逐渐为研究者的主观性所取代。这已然背离了主张原始史料的研究初衷。

    “欲速则不达”，世界史研究的长期落后，导致大家的心态和行事不免有些操切，但是注重“史料的搜集和别择”，不能走上梁启超所批评的“捷径”，不能丧失应有的判断力。否则，所谓的重视原始史料，就只是一句口号。

    （作者：黄春高 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