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思想精髓的现代表达

    【著书者说】 

    编者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子百家的思想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各个思想流派相互切磋、相互激荡，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观，丰富了当时及后世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如何吸纳诸子百家思想的精髓，如何让大众读者能比较方便、准确地掌握诸子思想的精华，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个大难题。近日由黄坤明主编，郭志坤、陈雪良撰写的“提问诸子丛书”（10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在诸子百家中选取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孙子、墨子、商子、韩非子、吕不韦等10位，从现代的视角，以问答的形式，让诸子先贤穿越时空，走出尘封的历史，与读者“面对面”交流，从而达到普及以诸子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提问诸子丛书”主编是黄坤明同志，他在选题和框架构想方面起了关键作用。此在该丛书“后记”中已有说明。我和陈雪良是本丛书的撰稿者。问及初衷，又让我回忆起一段不平凡的历史，感触良多。

先秦诸子的思想，渊源厚重，博大精深

    50年前，出于专业和职业之感悟，明白宣传工作之重要。读到孙中山“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一句名言，深受启迪。孙先生曾经指出：先秦诸子“周游列国，是做什么事呢？是注意当时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孙中山选集》第557页）。由此促使我产生探索先秦诸子的宣传活动及其宣传思想的浓厚兴趣。搜集材料，书写读书札记，围绕先秦诸子的宣传思想做专题探究，经3年之努力，利用业余时间，对孔子、老子、墨子、商鞅、孟子、庄子、公孙龙子、惠施、荀子、韩非、吕不韦等十一子逐一考察后，分别撰写了诸子宣传思想的论文，先后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刊发，后又结集成书，以《先秦诸子宣传思想论稿》为题，并分章节结构出版。全书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此也激励我继续探索先秦诸子的思想。

    在学习和研究中，深感先秦诸子的思想渊源厚重，博大精深。其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后世思想学派莫不渊源于此，诸子著作是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宝贵资料。其流传最为广泛的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等。就儒家而言，有不少内容是可以供后人借鉴和传承的。如以其“忠孝节义”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以其“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民众的高尚情操；以其“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等等。还有墨家的“兼爱尚同”、法家的“以法为本”、老庄的“淡泊名利”等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

    学者有言，“诸子百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源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之宝库，同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之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此说不为过。如何吸纳诸子百家思想的精髓，尤其是如何让大众读者能比较方便、准确地掌握诸子思想的精华，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的一个大课题，也是一个难题。作为一个出版人，我常在思考着。

让诸子们站在今人面前一问一答，与读者“面对面”交流

    把先秦诸子通俗化，“五四”以后的一些学人做了一些工作，如将诸子的著作《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等翻译成现代语，谓“白话化”，此法虽然通俗了，可还是繁杂冗长，难以卒读。

    有的采用更加生动的办法，即将先圣一味按现代人的口味“漫画化”，此法虽形象，可内容已远离历史上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及其思想风貌了。不少以古圣为题材的所谓历史电视连续剧，当属此类。

    思前想后，久久不得有引人入胜之新法。后从电视上的“访谈”节目得到启发，一问一答，将被访谈者的思想和身世报道出来，很有兴味。于是策划了让先秦诸子穿越时空，从尘封的历史中走向前台，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的设想。主编黄坤明同志对此设想做了进一步完善，并将原先定名的“问题诸子丛书”改为“提问诸子丛书”，一字之改，即把丛书激活起来了，此“提问”丛书，让诸子们站在今人面前一问一答，形象生动地将诸子的事迹和思想表达了出来。

    当时有些编辑读到我们的策划报告后提出疑问：这样严肃吗？我们思之再三，认为使用答问形式是可行的，正如主编在总序所言：“读诸子百家书，发觉古贤的思维模式有一个显著特点：善于提问。‘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这个典故是人们熟知的……我们着手策划这套有关前贤先哲的丛书的时候，孔子等先哲倡导的‘提问’思维模式一下激活了我们这些后学的思维。”可以这样说，提问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思维和思想交流模式，我们只是借用过来，“古为今用”罢了。

    其实，提问是人的求知本性所决定的，往往是由疑而引发的一种求知、求解的愿望与要求，所以说，问是打开知识的一把钥匙。再说，在社会中，人的相互关系又是以对话形式存在的，而对话又往往是以提问形式出现。这是人们通俗交流思想的重要手段。朱熹采用“或问”来阐述诸子们的思想，正是出于通俗表达的琢磨。他认为这种问答文体，有所取舍，便于扼要说明重点，让世人知晓。

通俗不是件易事，“深入”才能“浅出”，“贯通”才能“简俗”

    这套“提问诸子丛书”，从现代的视角，以问答的形式，让诸子先贤将诸子自己的生平、思想乃至衣食住行化为一个个贴近读者的问题，以适当的穿越手法将诸子从古代拉到当下，感觉是让诸子“面对面”与充满好奇的现代读者用现代的语言自由地交流，从而达到普及以诸子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为了从形式到内容都真正做到通俗易懂，且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配图也很重要。丛书配图量较大，以适应读图时代的需要，同时由此增加丛书的知识含量。所收图片包括人物画像雕像、古籍刻本、重要著作的书影、历史学家肖像、著名画作、文物照、遗址图片等，有效地补充了文字之外的信息和趣味，让读者在每个一问一答中获得宝贵的相关知识并打上烙印。配图一般说来具有三大功能：一是佐证，二是美化，三是调节版面。本丛书立足于佐证话题，多为随文图。在使用图片时多采用更具说服力的文物图，所用典籍书影，注重古版，特别是宋代刻本。刻本的楷书、隶书字体既美，校刻亦精，颜、柳、欧阳笔法，其风格质朴、挺秀，这本身就是优秀文化遗产，值得弘扬。

    在撰写过程中碰上了许多问题，有的是前人对事实的误读，有的是思想的曲解，有的连诸子的故里还有纷争。在答题上依据典籍加以梳理并揣摩诸子的心态，予以解释。如老子的出生地（故里）就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河南鹿邑，一说是安徽涡阳。曾引发了一场大争论。对此，我们下笔作答时也十分慎重，注意分寸，决不妄言。我们认为，这是通俗传统文化读物应该具备的学术风貌。

    我们特地前去传说中的老子故里实地考察，先去涡阳，再去鹿邑，收集了大量的文物和文献资料。经过一番考察，我们认为双方都有根有据。出现故里之争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留给后人的有关老子生平文献记载不详。其二，当时老子游说的地方不算少，在涡阳、鹿邑等地都留下了老子的足迹，都有纪念老子的场所遗存。其三，历代的地理划分不断变化，因此出现老子故里的争论是很自然的。在回答时以老子的口气讲了上述情况后说：“涡阳、鹿邑是邻近县，两地直线距离不过八十公里，都是我活动的地方，存有后人纪念老子的碑文。我在《道德经》中说‘人之道，为而不争’。涡阳、鹿邑，同居道家文化发祥地涡河两岸，实为美事，说两地都是我的故里，对文化的传承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如此作答还是比较客观、准确地表达当时的历史情况，加配历史地图示意图，让人明白缘由和事理。

    要做到通俗易懂让人了解，确实不容易，正由于此，先贤也常常致力于通俗工作。“通俗”在古代是褒义词，并被推崇。千百年来，有识之士一直为通俗体的白话文的推广而努力。胡适先生认为“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1800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作书；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作诗作词了”。说实在的，唯有通俗才能让人知晓，以达到普及的目的。通俗著作对于普及中国历史很重要，但又非常难写，通俗不是件易事，“深入”才能“浅出”，“贯通”才能“简俗”。所以，我多次呼吁，提倡写通俗历史著作，这也是一种艰辛的学术活动，应该列为学术业绩评定系列，以此鼓励编辑多出版面向大众的历史著作，以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弘扬优秀的中华文明精神。所以说，通俗历史著作是一种学术活动，其理由有四：第一，对历史材料的辨析要有学术造诣。第二，对古今文体的转化要有学术功底。第三，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描述要有学术见解。第四，具有“历史感”的体现要有学术语境。

    同时我还呼吁，希望有这样的舆论：“‘提倡史学家写通俗读物’‘通俗也是一种学术活动’‘青年学者更要承担撰写通俗读物的责任’。有了这样的舆论和氛围，学术界中的常识，在公共领域就能普及。”作为老出版人，我意识到这一点，还同李学勤先生合作主编“细讲中国历史”（12册）作为“提问诸子丛书”（10册）的姐妹篇，以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究竟如何，当由读者评说。

    （作者：郭志坤，系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