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灵的西式民主

    编者按

    坚定理论自信，必须注重回答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解开干部群众思想上的疙瘩。面对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问题，我们有必要立足国内外发展的大环境，理性审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整体现状和突出问题，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这其中就包括如何认识西式民主的本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新变化、如何判断民粹主义的未来走向等。本刊今天特刊发3篇文章，对上述问题进行理论阐释，希望能够引发读者的思考与讨论。

    以多党制、三权分立、竞争性的选举等为主要内容的西式民主一直被一些人奉为普世性的民主典范，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更是大肆宣扬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和终结性”，把西式民主推上了神坛，不仅霸道地“占据”着单方面的制度道义制高点，肆意指责和打击一切不愿意接受其制度安排的国家和民族，而且大肆对外输出民主，策动形形色色的所谓“颜色革命”，试图实现西式民主的一统天下。然而，西式民主真的有那么好、那么灵吗？事实胜于雄辩，西方国家四处推销鼓噪的自由民主不仅没有给世界带来福音，反而成为灾难和祸患的根源。凡是受所谓民主化波及的地区，无一例外都伴生着混乱与失序，特别是处于重灾区的中东、北非，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战争绵绵、恐怖横行、生灵涂炭。西方国家自身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如果说金钱民主、政治极化、否决政体、债务经济这些对西式民主的评价还有些抽象的话，那金融危机、政府停摆、国家破产、极右政党得势、民粹主义泛滥，尤其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选举中充斥的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丑恶现象，则把西方世界如今的民主乱象抖落得淋漓尽致。这一切都充分说明，西式民主真的失灵了，抑或其原本就没那么灵。

西式民主存在先天基因缺陷

    西式民主充斥着傲慢与偏见，总是居高临下、趾高气扬地鼓吹自己民主血统的正宗与高贵，殊不知其先天就存有基因缺陷。张维为先生认为西式民主制度运作基于三个假设前提，即人是理性的，权利是绝对的，程序是万能的，而这三个假设前提都存在问题。事实也确如此。

    所谓“人是理性的”，就是认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思考投下庄严一票，这也是理想化票决民主的基本前提。但人的理性其实是有限的，并受制于知识、信息、环境等各种因素制约，特别是在对能力和素养要求都很高的政治生活中，很难保证普通民众的理性选择程度和其选择的正确性。英国的脱欧公投引起国际社会极大震动，很多人认为事关国家前途的重大决策采用简单多数的全民公投来决定是件粗暴而荒唐的事情。参与投票的很多民众对英国脱欧根本就没有足够认知，结果出来后幡然悔悟，转而又有几十万人请愿要求重投，把公投变成闹剧。即便人的有限理性，在政治实践中往往也表现为“偏见”的理性。选民们追求的是福利理性，即以手中选票为筹码不断要求政客们承诺增加社会福利并减税；而政客们尊崇的则是当选理性，即为了当选而讨好选民，并为满足其要求而不顾国家承受能力。如此必然会放大人性的贪欲，政府财政只能靠不断增加赤字与债务维系，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国家债台高筑乃至破产，冰岛、希腊等就是明证。人的有限理性还突出表现在政治民粹主义的泛滥上，不同民族、宗教、党派以及特定利益群体置公共利益和社会公责于不顾，不择手段争取和维护自己的狭隘利益，动辄就以极端手段胁迫政府和他人接受自己的要求，所谓“人民的力量”往往成了破坏人民利益的有效工具。

    所谓“权利是绝对的”，就是基于个人主义至上的理念，强调人的权利的绝对化。然而，社会是多元主体构成的有机体，不同主体之间一定会有利益交叉，如果人人都强调自身权利的绝对化，又如何协调彼此的关系？还有权利与责任、权利与权力之间又如何平衡？等等。这些似乎都是权利绝对论不能回避却又回答不了的问题。面对这样的困境，西式民主最终要么放纵个人主义的泛滥与争斗，进而造成族群纷争、社会撕裂，要么不得不自食其言，限制公民权利。于是，我们看到在西式民主之下，一方面，个人权利极度膨胀，各种权利组织大行其道，社会上充斥着各种权利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彼此恶斗的问题；另一方面，侵犯人权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权利绝对化在政治上造成的典型恶果就是“政治极化”问题日益严重，各个党派和政治团体追求自身利益和权利的绝对化，缺乏必要的妥协和协商精神，导致“否决政治”肆虐，这其实就是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极度自私自利行为。

    所谓“程序是万能的”，就是选举至上，将“公开的竞争性选举”当作是否民主的标志，而选举又被简化为一人一票制下的票决程序。众所周知，民主的内涵十分丰富，程序民主固然重要，但绝不能垄断民主的所有要义。过分强调选举，必然导致民主机制的失调、民主链条的断裂，得到的也只能是形式上的民主，这种民主有始未必有终，即便善始也未必善终。更为糟糕的是，基于这样的“一选定天下”效用，选举被严重功利化，只要能当选就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将原本十分严肃的选举游戏化、娱乐化，政治选举变成了政治营销，“政治营销被等同于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们为了达到胜选的目的，一味地邀宠于选民，空头支票满天飞；为了吸引选民的关注，“作秀”“煽情”成了家常便饭；为了击败竞争对手，“扒灰”“泼粪”“抹黑”，极尽所能，不断挑战道德底线。本届美国总统选举“可以说是把美国选举政治最阴暗的地方放大到了极致”，特朗普与希拉里更是联手奉献了“史上最丑陋的辩论”（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头条新闻的标题）。

民主的资本化是西式民主顽症

    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宰力量是资本，不仅经济领域，社会和政治领域同样都要服从资本的逻辑，受到金钱左右。西式民主本质上就是资本化的民主，政客、政党和政府都被资本俘虏，被视为西式民主核心构件的选举更沦为烧钱的游戏。

    号称西式民主灯塔的美国，近几届总统选举耗费惊人，并呈几何级数增长，天文数字的经费不仅让旁观者瞠目结舌，连其体制内的一些人也忍无可忍。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做客电视访谈节目时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美国“金钱政治”“寡头政治”的不满，称“美国民主已死”。他表示，自己现在即便有机会也没能力参加总统选举，因为美国政治体系已经扭曲为一种基于庞大资金支持的“寡头政治”体系，该体系“将有能力但却缺乏经济后盾的参选者拒之门外”。其实，筹集竞选经费的能力早已成为问鼎白宫的风向标。有学者统计，1860年以来的历届美国总统选举，竞选经费占优的一方几乎都获得了胜利。那么，巨额经费又从何处筹集呢？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资本财团。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其必然要索求回报，当选者自然也要投桃报李。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电视辩论中曾十分露骨地说：“所有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希拉里收我的钱，所以要给我干事，在场这些和我辩论的，几个没收过我的钱？”特朗普同样也大量接受了富人们的资金支持，其与华尔街的对冲基金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美国大选的主要融资机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数据显示，单是“文艺复兴基金”对特朗普的捐款就高达1500多万美元。作为回报，特朗普宣称放松金融监管，以满足对冲基金的利益诉求。金钱不仅积极介入和控制选举，而且渗透和影响政治的日常运作。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曾指出：“美国国会，现代世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立法机构的化身，现在不经过控制着国会议员们的竞选财源的公司等特殊利益集团的许可，就不能通过法律。”对于这种资本财团与政治人物之间的利益双向输送及其造成的恶果，美国人心知肚明，并试图通过设定政治捐款上限等措施遏制其发展势头。然而，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以“政治捐款属言论自由的一种”为由，裁定政府限制企业、工会等的政治捐款违宪；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又进一步取消了个人对候选人和政党的捐款上限。这意味着富人影响政治的“自由”更为充分，金钱与权力的联姻更加肆意。人们不禁要问，明知贻害无穷，美国为何还会通过这样的法令？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资本的逻辑与力量。这也充分说明，民主资本化所造成的钱权联姻、金权政治是西式民主不可克服的顽症。

制度能力退化昭示西式民主的衰败

    无可否认，西方资本主义曾创造过辉煌的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西式民主的制度能力。然而，任何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改革创新，都难逃制度能力退化的命运。综观近几十年来西式民主发展历程，鲜有推陈出新的变革，反倒是其固有缺陷与问题充分暴露，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西式民主制度能力的退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昭示着西式民主的衰败。

    选贤任能的能力退化。西式民主迷信选票，国家领导人完全通过大众投票方式产生，历史上也确曾选出了一些杰出的领导人，然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如今的西式民主选举已经发生严重异化，影响选举的因素日益多样化，特别是金钱、资源、公关的作用凸显，而候选人最重要的治国理政能力被边缘化了。翻看特朗普的履历，你会吃惊地发现，他的从政经历竟然为零，再加其匪夷所思的言行举止，实在让人难以想象，偌大的国家交给这样一个人来治理，美国人怎能放心得下？特朗普上任第一周就炮制的“移民禁令”以及其候任期间在中美关系等问题上的荒诞言行似乎也在验证人们的担心并非多余。其实，特朗普现象在西式民主之下并非是个案，所谓的“美女政客”“娱体明星”摇身一变转而成了政治明星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完全违背了领导人和政治家的成长规律，而最终为其“买单”的只能是选民，甚至要搭上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另外，政党分肥制下，政务官从上到下都要根据选举的结果大换血，如果一个政党连任8年，那就意味着其他政党的政治精英将闲置8年，这无疑是极大的人才浪费。

    施政能力的退化。竞争性选举下的政党恶斗使西方国家政治极化问题愈益严重。西式民主的先贤们为了防止政府和个人滥用权力而设计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制度如今已经演变成了“否决政体”，执政党与在野党互相诋毁掣肘，政府施政效率低下，议会立法议而不决。正如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言，西式民主制度已经“变成一个谁也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也曾抱怨：“在美国政界，几乎每个人都感到，有很多事非做不可，但在当前的环境下却又做不成。”此外，轮流坐庄制度和极化政治还导致政府的政策难以保持延续性。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后签署的第一份总统行政令，就是废止前总统奥巴马最重要政绩之一的医改法案，让前任政府的努力完全付之东流。欧洲国家更为明显。希腊、意大利等国政府面对债务与社会危机束手无策，冰岛甚至国家破产；英国卡梅伦政府错误地判断形势推动脱欧公投，结果大跌眼镜之后宣布辞职，甩给继任者一个烂摊子。西方国家尚且如此，那些照搬西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情况更为糟糕，所谓的民选政府根本无力应对汹涌的社会转型与现代化难题。

    笔者并非认为西式民主一无是处，也承认其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运行得相对比较成熟而有效的一种民主模式，但其有明显的缺陷，绝不可夸大其所谓的普世价值，更何况如今的西式民主确实生病了、失灵了，而且似乎还没有找到有效的疗方。

    （作者：许开轶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