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汉译名著”的事业继往开来

    【出版家】

    “论传天演，木铎启路。日新无已，望如朝曙。”2月11日，无数读书人心中的精神殿堂——商务印书馆，迎来了120岁生日。

    秉承“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宗旨，一代又一代商务人，在这条路上栉风沐雨、薪火相传。“系统译介西方学术经典”，是商务印书馆创建以来一直坚持的出版传统和方向。

    1982年问世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凝结了商务人的精神价值，承载了众多商务人的付出，至今熠熠生辉。

    如果列出一份与这套丛书有关的出版家名单的话，除了张元济、王云五、陈翰伯、陈原等前辈之外，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现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中国出版传媒股份公司总经理的王涛，亦是其中一位。在王涛的策划和带领下，2009年10月，商务印书馆举全馆之力，推出一套近500余种版本精良、体例规范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成为当时备受瞩目的文化盛事；也正是在王涛的主持下，国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顶级专家进行多次论证，丛书编选书目的种类和范围得以扩大，总量规模也合理增加，由此把丛书的出版，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当年的受益者成为领导者

    1982年，“丛书”第一辑50种问世。那时的王涛，刚刚跨入大学校门不久。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接触“汉译名著”的情景，他的语气中依然兴奋难抑。“当时，‘文革’结束不久，百废俱兴，整个思想界、学术界是一片荒芜之地。《精神现象学》《物种起源》《西方哲学史》等经典著作，我都是第一次读到，真是‘闻名之如露入心，共语似醍醐灌顶’。当时阅读‘丛书’几乎到了痴迷的状态。”

    因缘际会，王涛从受益者成为参与者和领导者。2008年5月，王涛就任商务印书馆100多年历史上第14任总经理。“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丛书’的感召力，我是带着感恩的情愫去的。”

    那时，“丛书”出版已20余年，推出近500种著作。由于版本及版权的流变等因素，全套“丛书”已极为罕见，而读者对经典著作的需求却有增无减。再者，先前的版本在体例、纸张、字体等方面，都渐渐不合当下读者的阅读需求和习惯。

    2009年10月，正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王涛的主持下，一套版本精良的“丛书”以珍藏本的形式整体推出，引起社会各界极大反响。“外界有人误以为这套珍藏本只是一个简单的集成，实情并不如此。珍藏本对‘丛书’旧有版本进行了重新校订，有的选择了更好的版本，有的选择了更好的译者。更重要的是，经过珍藏本的整理，‘丛书’全部数字化了，为适应新时期的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基础。”王涛郑重解释。

“做得最有价值的就是这件事”

    这套丛书把丰富精深的思想引入中国，拓宽了几代读者的视野，滋养了几代学人的情操，是商务印书馆除了出版新式教科书和各类字典以“昌明教育”外，在引进西学以“开启民智”方面最大的成就。

    推出珍藏本之后，“丛书”的下一步应该如何做？如何承续前辈的事业？王涛一直在思考。

    “‘丛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版时有一个定位，即在内容上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也就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来确定书目，同时把时间确定在19世纪之前。考虑到‘文革’刚刚结束的历史条件，这在当时已经是很有胆略的了。”王涛了解到，50年代，商务曾做过专门的调研，了解到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一共引进了3000多种西方名著以支撑其维新。据此，商务曾制定过一个2000种的“汉译名著”出版计划。受此启发，王涛与馆务会的同志反复研究，提出重新制定“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规划，不再以19世纪为限，选目也进一步拓展，以期把更多对我国文明提升、社会进步有裨益的西方学术名著，借助“丛书”这个平台，成系统、大规模地推出。后来，全国上百位著名专家学者进行多次科学论证，重新制定了2000种的“丛书”出版计划。由此，“丛书”的翻译和出版，进入一个新阶段。

    1982年“丛书”第一辑问世时，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陈原曾在发刊词中写道：“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境界。”作为后来人，王涛的种种努力，正是为了使“丛书”更加贴近前辈们的这一期许。他说：“在我的职场生涯中，做得最有价值的就是这件事。”

做一名思想的中介

    本科学中文的王涛，案头摆放和阅读的书却几乎全是哲学著作，而且大多是“汉译名著”。也正因此，他的思考，常常带着厚重深沉的哲学意味：“人类在理性探索中永远无法摆脱的一个困境是，理性探索的无限性和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东西方的伟大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地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庄子讲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康德曾表达过人类个体的理性认识与人类作为有机体的认识运动之间相悖的观点。在人类向真善美进行无限探索的历史长河中，个体生命所产生的思想总是有限的，这就需要中介把它们接续起来，这是解决‘悖论’的有效途径。出版就是这样一个中介，一本本出版物就像无限的理性长链上的环节，把由短暂的个体生命所产生的伟大思想链接起来，使人类得以朝着理性探索的无限性不断逼近。”

    王涛认为，在“丛书”出版事业中，自己起到的不过是一个中介的作用。从张元济、王云五、陈翰伯、陈原再到他，都是“丛书”这一功德无量事业中的一个环节。“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两年，是我职场生涯中最有价值和最感充实的两年。作为商务人，意识到自己在理性探索、民族复兴中的中介作用，意识到自己在商务印书馆这样一个伟大企业发展中的中介作用，就是我出版生涯中最大的感悟。”

    2009年丛书珍藏本的出版说明是王涛撰写的，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既有成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是佐证。我们会把此次珍藏本的出版看作一个新的开端，并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规划和出版工作，使其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必要的文明情怀，成为一个日渐昌盛的国家必要的文化积淀，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这些文字所蕴含的，就是一位出版家的追求和担当。

    （本报记者 吴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