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南方曙光

    【南国寻踪·探索古人类的起源】

    长期以来，与黄河流域相比，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珠江流域的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序列和相互关系一直都不够清晰，成为困扰考古人的难题。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南方地区考古取得了不凡成绩，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史前遗址不断被发现，南方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脉络正在逐渐清晰。

1.长江流域史前文化序列已基本形成

    7000多年前，河姆渡人已经开始大规模的人工水稻种植。

    但水稻的起源问题困扰了考古学家很多年，直到2000年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址被发掘——在那里发现了距今一万年的水稻遗存！但这还不是最早的。2004年，考古学家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五枚炭化的稻谷。经测定，年代距今约1.8万年到1.4万年，这才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水稻起源于中国，被不容置疑地确定下来。

    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不再住在地穴里，他们有了用榫卯技术建造的干栏式房屋。他们会纺织，可以制作相当精美的陶制品。河姆渡人很爱美，除了专门的装饰品，在生产生活用具上也刻了花纹。在遗址中发现的一件骨质的器柄上，正面雕刻了两组双头凤纹，图案生动，完全称得上一件精美的工艺品。

    如此高度发展的文化从何而来？“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萧山跨湖桥遗址给出了答案。8000年前的跨湖桥居民，不仅在世界上率先发明了独木舟，而且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漆弓、中国最早的“草药罐”、中国最早的慢轮制陶技术、中国最早的水平踞织机。著名的河姆渡文化找到了本地的源头。跨湖桥文化的彩陶，改变了彩陶为黄河流域单一起源的旧观念。

    距今1万年至7000年，是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期。“在此阶段，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史前文明都在独立发展，但也表现出密切的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说，“除了共同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形成与黄河流域并立的稻作农业区，它们在白陶工艺、器物风格、纹饰等方面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高庙文化、汤家岗文化，随着考古学科的不断发展，一个个史前文化被发现、揭示出来，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序列已经基本形成，正在日趋完善。

2.华南史前考古起步晚收获大

    贝丘，就是由古人吃剩的贝壳形成的小丘，是南方沿河、沿湖、沿海地区史前人类居住遗址的一种。在贝丘里往往能发现文化遗物、鱼骨和兽骨等，有的还有房基、窖穴和墓葬等遗迹，这对于研究了解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等极有帮助。

    正是在海南省东南沿海地区的诸多贝丘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傅宪国和他的同仁发现了丰富的史前人类遗物，从而首次建立起海南史前的基本年代框架。他们还发现了海南首座史前墓葬，并出土人类骨骸，为研究海南先民的体质特征、DNA信息等提供了支持。这次填补海南史前考古空白的发现，当之无愧地入选“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与长江流域相比，华南地区的史前考古起步晚，但收获大。同样是贝丘，广西邕宁县的顶蛳山遗址呈现出与海南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文化样貌。独一无二的奇特葬式、广西乃至南方地区最早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千余件生产生活用具……因其极为独特的文化特征，学术界又多了一个考古学文化——“顶蛳山文化”。

    作为岭南地区史前时代的代表性遗址之一，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构建了广西东北地区距今35000—3500年间的古代文化发展框架，这对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说：“甑皮岩遗址的考古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华南史前考古的一个缩影。”

    从2012年开始的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南山遗址考古发掘，发现了近百个新石器时代至商周不同时期的柱洞和两座新石器时代墓葬。这表明从新石器时代直至商周时期，史前人类在此长期、大规模地聚集定居生活。主持福建考古工作的傅宪国说，在墓葬中发现有人骨，这“为探讨史前人类行为模式、人类活动、种群迁徙与交流、环境变迁、闽台史前文化渊源关系，以及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等重要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3.华南是史前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长江中下游地区与珠江流域的史前文化都曾放射过璀璨光芒，但两者并不同步，相较而言，珠江流域更显落后。原因何在？“自然条件太优越。”李新伟和傅宪国一致认为。当渔猎采集足以衣食无忧的时候，人们自然就不需要花力气去驯化野兽、培育稻谷；当唾手可得的竹子就能当成容器、武器的时候，人们自然就不用花费心思去改进制造各种生产生活工具。

    在广西的甑皮岩遗址发现了距今12000年的陶器，可该地区的陶器制作工艺却长时间保持原始的状态。直到距今6500年左右，受长江流域洞庭地区强势文化的影响，广西地区的陶器制作开始出现彩陶、白陶。而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文化的这种强影响已经延展到深圳、香港一带，继而延展到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傅宪国说：“作为北接湖南，南连广东、香港以及大陆东南亚地区的一个中间环节，广西已成为长江流域和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交流的媒介。”李新伟认为，华南地区的考古发现“提示了一条由湘南到桂北再到桂南的长江和珠江流域交流的路线”。

    在距今四五千年的粤北曲江的石峡文化，已有发展程度较高的稻作农业，墓葬有了等级分化，大墓会陪葬成批石器及琮、瑗、璧等贵重玉器，这些都显示出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对岭南的深刻影响。“根据目前的考古证据，与长江流域相比，华南的史前文化到距今4000年前后，也没有明确的社会高度发展的迹象。”李新伟认为，当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各种文化频繁交流、逐鹿中原的时候，“华南似乎不是重要的参与者，而只是黄河和长江流域风云激荡社会演变的余波所及的地区”。

    但这丝毫不能减弱华南考古的重要意义。比如，在越南发现了起源于中原二里头时期的牙璋。如此山高水长，是怎么传播的？而在广西感驮岩遗址发现骨制牙璋，就使得越南的牙璋显得不那么突兀了。越南考古学家也研究发现，在7000年前至5000年前，越南北部的多笔文化与顶蛳山文化有诸多相同、相似之处。

    如今，以华南考古为基点，中国考古学家的视野已经拓展到广大的东南亚以至更辽阔的太平洋岛屿地区。中越和中泰史前时期有什么样的联系？遍布太平洋岛屿的南岛语族人群是否起源于长江下游和中国东南地区，经台湾而扬帆四海？这些重要问题的深入讨论，都需要华南地区考古新资料的支持。

    （本报记者 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