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酉岁初,业师霍松林先生安然走完了自己人生的97个春秋,与世长辞,驾鹤西归!这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更是我们这些受业弟子的重大损失。
霍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更是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和蔼可亲的师长。自从1949年于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他即投身高等教育事业,至今已70年。他所教育、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人们常说的“桃李遍天下”,用在先生身上,应是最为恰当的。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先生呕心沥血,滋兰树蕙,先后培养出近百名硕士和博士,霍门弟子分布国内多所高等学府,占据方面,术业有成,成为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可以说,先生将他的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他是教书育人的典范。
霍先生是甘肃天水人,性格中饱含西北人的豪放大气,以及因浓厚学养而形诸辞色的儒雅典重。他的学术活动和教学生涯,从一开始就以西北为中心,稳扎稳打,积蓄实力,扬葩振藻,绣虎雕龙,影响辐射全国。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中,霍先生虽历经风雨,却矢志不渝,为陕西师大中文学科的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很难设想,如果没有霍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声誉作基础,陕西师大的古代文学学科能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即在西北地区率先获得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并通过此后的持续发展,成为今日的国家重点学科。几十年来,学界友人提及西北、西安、陕西师大的知名学者,几乎毫无例外地首先称道霍先生,即使海外学者,虽不熟悉西北或陕西师大的情况,但一提起霍先生,却大都久闻其名而频频致敬。从这个角度说,霍先生执教西北和陕西师大数十年,是对这块古老土地和知名高校的回报;而西北和陕西师大有了霍先生,则无疑大大增加了它的学术含金量和知名度。
“千秋书史开新派,一代骚坛唱大风”,这是霍先生为纪念于右任诞辰所撰八尺巨幅大联,某种意义上,此联也可视作先生学术、创作、书法活动的概括。霍先生是集多种知识和才能于一身的文化大家。他首先是一位学者,从先秦至明清,他对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烂熟于心,多有染指,探赜索隐,史论结合,著述早已等身。其出版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艺学概论》,筚路蓝缕,首开国内文艺学研究之先河;他在唐宋诗文及明清戏剧小说等研究领域的多向度开掘,亦卓有建树,引领一时风气。1982年春,霍先生首发倡议,广邀海内外专家学者,在西安召开了第一届唐代文学研讨会,并先后出任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为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霍先生又是一位诗人,著名唐诗专家程千帆先生认为霍先生的诗“兼备古今之体,才雄而格峻,绪密而思清”。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作《卢沟桥战歌》《哀平津》《闻平型关大捷》等诗词始,或写怀纪事,或感时托兴,真切地记录了民族的苦难和个人的沉浮。一部《唐音阁诗词集》,大笔如椽,宛同诗史,用钱仲联先生的话说,其“忧时感事,巨构长篇,含咀昌黎以入少陵,此其所以为豪杰之士也”。因创作上的成就,霍先生被中国作协列入“抗战时期老作家”名单,并数度荣获“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奖、“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最具影响力诗人奖”等荣誉。霍先生还是一位书家,他的书法,转益多师而融会贯通,血浓骨老,神完气足,朴拙中不乏秀逸,劲气内敛而具飞动之势,渗透着浓郁的文人气息,在当今书坛别具品格和神韵。
学问、诗歌、书法,三者分立而相辅相成,使霍先生成为学者型的诗人,诗人型的学者。因了学问,霍先生的诗歌创作和书法技艺得到了深厚的文化支撑,而因了诗歌、书法创作,先生的学问得到了实际的印证和多向度的开展,也使得他的唐宋诗词鉴赏、阐释总是来得那么细密妥帖,感同身受,充满“了解之同情”。这是一种学养,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知识结构的综合构建和历史文化精神的结晶。当年从学之日,霍先生曾一再以孟子的话告诫我们:“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他对现实的关注,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对自我品格的自觉砥砺,以及由此发乎外的胸襟、器局、格调,都在其诗、书、文中有所体现。似乎可以说,在霍先生身上,既呈露出学者之严谨,诗人之敏锐,又具备智者之眼光,仁者之情怀。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民国元老于右任先生即称其为“难得的人才”,著名老诗人陈颂洛亦赞其“二十解为韩杜体,美才今见霍松林”。数十年后,学界鉴于其多方面的文化成就,更多誉之为“文坛泰斗”“一代宗师”。从这些评价和赞语,可以约略见出霍先生之充溢才华、治学路数、文化成就和精神气象。
松涛如海,林木常青,先生一去,大树飘零。就在春节前几天,霍先生还通过视频,向各位霍门弟子贺年,并与我们约好,在百岁寿庆之际与大家相聚。孰料苍天未遂人愿,旦夕之间,霍先生就匆迫地离开了我们,这怎不令我等门人心颤神惊,五内如焚!昔日有先生在,我们遇到各种问题还可随时请教,而今先生撒手尘寰,天人永隔,我们再有疑难可问谁?先生平日喜望南山,最爱唐音,曾榜其居曰“见山楼”“唐音阁”,如今终南依旧,楼阁已空,睹景思人,回想当年趋侍帐下的历历往事,我们内心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
(作者:尚永亮,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