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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20日 星期一

    人们为什么关注宋史

    作者:李华瑞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20日 14版)
    《宋人竹涧焚香图页》资料图片
    《斗茶图》 资料图片

        ■本期主持:包伟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期主题:后世如何看待宋朝历史

     

        主持人语

     

        《光明日报》史学版1月2日推出了整版关于“宋代到底是怎样一个时代”的学术讨论,几位学者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方面阐述了自己对于宋史真实面相的理解。事实上,要真正接近宋代社会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观察对象,还需要从思想文化、民族关系等更多的视角入手。应该注意到,不同的时代背景,有时对观察者立场的影响更为明显。自赵宋王朝终结以来,在元明清人眼中、在近代变局之下、在当代学术演进史上,由于观察者的时代背景与方法立场的不同,其所发出的声音也大不相同。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两宋时期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段不能磨灭的记忆,就像一个闪烁发光的多面棱镜体,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观察者将自己的思维投映于它,就会从不同的镜面得到绚丽多彩的回映反射。随着时代的演进,对宋代历史的认识在变,宋代历史形象也将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不过,也就是在这样不断观察与反射的过程之中,我们对于这个棱镜体内核的认识才会慢慢接近真实。

     

        宋代历史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段不能磨灭的记忆。随着不同时期研究方法和观察视角的不同,人们对宋代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宋代历史的形象历经元、明、清、近代直至今天,一直处于变动不居中,而宋代历史的魅力也因之会持续存在。

     

    元明清人眼中的宋代历史

     

        1279年南宋灭亡以后,元世祖忽必烈诏令修辽、金、宋史。但忽必烈之后,历经数朝诏修三史,却迟迟未能成书。虽然有经费问题、旧史多缺佚、史才不足等原因,但主要还是因为以辽、金为正统还是以宋朝为正统争论不休。直到元顺帝时丞相脱脱裁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才使修纂辽、金、宋三史得以顺利进行,从而彻底打破了以汉族政权为正统的传统观念,这也为明朝掀起重修宋史和研究宋史的高潮,埋下了伏笔。

     

        元朝史臣的《进宋史表》对有宋一代历史从两个方面做了基本评价。一方面是对程朱理学作了高度的肯定。所谓“矧先儒性命之说,资圣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元朝史臣还在《宋史》道学传的序言中直陈:“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其于世代之污隆,气化之荣悴,有所关系也甚大……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这与元统治者将朱熹学说定为“国是”一脉相承。1315年,元代第一次开科取士,当时的统治者要求将《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教科书,明清时代延续了这种模式。另一方面,元朝史臣在论宋代“其有弊”时指出,“大概声容盛而武备衰,论建多而成效少”。元朝人刘岳申对此解释说,“宋视汉唐,内无女色、阉寺之祸,外无强籓、外戚之变,经学不为无功,而国势不免积弱”(刘岳申:《申斋集》卷十五《策问三史》)。元朝史臣对宋代历史的盖棺之论大致也影响了明清人对宋代历史的认识。

     

        《宋史》修纂成书没有几年,元朝就被明朝取代了。明代对于宋代历史的认知除了继承《宋史》的看法以外,又有新的动向。其一,明朝是在推翻元朝统治基础上建立的汉族王朝,因而明统治者在承认华夏民族“天下一统”的同时,特别强调对宋朝历史文化的认同和继承。重修《宋史》和重视研究宋史成为明代史学的一大特色。据研究,有明一代先后产生了123种宋史著述,现存62种(吴漫:《明代宋史学研究》)。其二,与元朝统治者一样,朱元璋亦以程朱之学作为明朝的统治思想,科举、教育与经学进一步紧密结合,理学(道学)思想影响到明代的政坛、风俗、礼制的方方面面。其三,明朝人对宋文、宋诗、宋词、宋画的褒扬和批评,奠定了宋代文学艺术与汉唐并峙的地位。其四,南宋时人郑樵和文天祥从“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以及“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等现象看到唐宋之际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而编撰《宋史纪事本末》的陈邦瞻更是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大势看到宋代是历史大变革的时期,他说,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

     

        陈邦瞻指出宋的变革既不像以效法“道德”取胜的周朝,也不同于以效法“功力”取盛的汉唐,而是“举一世之治而绳之于格律,举一世之才而纳之于准绳规矩,循循焉守文应令,雍容顾盼,而世已治。”因而宋朝三百年的文治主要表现在社会内部的稳定上:“其家法严,故吕(后)、武(则天)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王)莽、(董)卓之祸,不作于朝廷……其制世定俗,盖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他还指出,由宋代开启的历史变革至明朝仍然处在继续发展的阶段,“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陈邦瞻的这一看法也得到编撰《宋元通鉴》的薛应旂的赞同,后者指出:“回视宋元,世代不远,人情物态,大都相类。”

     

        清代对宋朝的积弱多所批评。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批评宋的军政时说:“岐沟一蹶,终宋不振”“士戏于伍,将戏于幕,主戏于国,相率以嬉而已。呜呼!斯其所以为弱宋也欤”。四库馆臣在为宋人数部著作的提要中也多使用积弱来形容宋的国势,如为王安石《周官新义》所作提要中说:“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乾隆皇帝更是多次评议宋的积弱:“积弱之势既成,益见其恹恹不振,诚可笑耳”“国势成积弱,况复政多咎”。

     

    近代语境中的宋代近世说及其“近世”指向

     

        到了19和20世纪之交,中西学者均将宋代历史指向中国近世的开端。先看域外学者的观点。宋朝是中国近世的开端,这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先提出来的。1922年,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系统阐述了其宋朝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内藤的假说是建立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即上世(上古)、中世(中古)、近世(近代)三分法,内藤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从中世向近世的转移,根据是“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而这一点则是任何国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顺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现象。内藤提出的假说在二战结束经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的发挥和展开,在国际学界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内藤湖南的学生对宋代近世说的发展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将宋代近世说概括为“唐宋变革论”。二是1950年10月,宫崎市定发表《东洋的近世》,全面列举了从宋代到清代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大规模的都市、发达的交通、繁荣的交换经济、建立在契约上的地主—佃户关系、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体制、科举制度产生的文官体系、以佣兵制为基础的庞大中央禁军。所有这些特征,归纳起来无非都是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与中央集权的国家特征相结合的体现。他在中国宋代和欧洲文艺复兴之间列举了许多平行的史实和共同点,认为在新生的宋代平民文化中,已经能看出中国近世国民主义搏动的先兆(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

     

        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对国际宋史学界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日美欧学者对宋代的历史地位均作出了很高评价。宫崎市定在《宋代的煤与铁》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文化……到了宋代便超过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日本学者和田清在《中国史概说》一书中认为:宋代横比当时世界各国,均在其之上,处于领先地位;宋代纵比前代,亦超越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汉朝、唐朝之后的又一座新高峰。新近出版的《哈佛中国史》第四册《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写道:“欧洲则在数个世纪后的商业和工业革命期间,对东方的思想进行了仿制、吸收和改进。”不仅如此,美国的历史学家在日本汉学家的启发之下,开始把宋代看做中国史上的真正具有形塑作用的时期之一,是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各个方面都有广泛发展的时期,这些发展大大有助于形成直到20世纪的中国的面貌。

     

        内藤的宋代近世说不仅是就中国历史分期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的,而且是与他关注当时中国政治走向及日本对华政策分不开的,即为处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治走向开出“贵族政治→君主独裁政治→共和政治的社会发展趋势”方案服务,带有殖民色彩。循着这一思路,中国的辛亥革命不是从旧体制、落后社会到新体制、先进社会的转换,相反“从唐代中叶到五代、北宋亦即离现在约一千年前到八百年前之间,已逐渐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近世纪。”如何保障这种缘于历史“早熟”必然出现的“共和制”呢?内藤提出,“中日共存的方向:即以先进国家日本的经验输入激活中国社会,由此达到国家自立的进程”。

     

        当然,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日本学界在反思西方的历史分期法得失时,看到西方史学和社会学的“近代”是根据西欧社会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架构,以此作为研究中国历史分期的预设,此种东西比附一旦流于牵强,必然造成歪曲和混乱。美国学界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包弼德认为,应当对内藤说的传统理解进行更新,即认同内藤的时代分期,但要抛弃内藤说以宋代与西方近世相比拟,以欧美式近代为趋归的目的论。

     

        再看国内学者的看法。国内学者主要是从传统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待宋代历史文化与他们所处近世(晚清社会)的关联。如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里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在《宋辽金史》总论中说:“治宋辽金史,实为治近代史之始基。”这些前贤的论述与前揭陈邦瞻、薛应旂的观点一脉相承,显然明清以来中国学者提出中国近世(明、清)的文化主流源头起自宋,虽然与日本学界的宋代近世说在时间概念上有相似处,但是与日本学界将中国近世的发展比附西方文明进程有本质的不同。也大致是这个原因,才有陈寅恪对赵宋文化的高度褒扬:“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从上述可知中外学者在19和20世纪之交,都把宋代历史看作中国近世的开端,其后日美学者偏向诸如城市、市镇、经济、交通、印刷、社会结构等方面宋至晚清的源流变化;而中国学者则主要总结了宋代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人心礼俗对晚清社会的形塑作用。

     

    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吗

     

        二战以来,与日美欧学界对宋代历史高度评价相反的是,国内学者对宋代历史的评价呈现批评、贬抑为主的态势,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给宋朝冠以“积贫积弱”的帽子。其实,早在南宋后期,有识之士就说“民穷”“财匮”“兵弱”是当时的三大弊政,而前揭元明清人一致认为宋朝“武备不振”和“积弱”。民国时期,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将宋元明清人的议论概括为“积贫”和“积弱”,20世纪50年代末先师漆侠先生在《王安石变法》一书中第一次将“积贫积弱”连用来概括宋神宗实施变法的主要社会原因,1962年邓广铭先生将这一概括引入《中国史纲要》宋代历史部分的书写。由于《国史大纲》和《中国史纲要》是大学和中学教材,遂使“积贫积弱”成为20世纪后半叶评价宋代历史的代名词。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所确立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研究范式,把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开始,即唐宋时期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宋代处于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其落后是不言而喻的。基于这两方面的认知,国内学界一般提到宋朝历史总是与政治上腐朽、学术上反动、经济上积贫、军事上积弱画等号。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积贫积弱”说呢?根据目前的研究,“积贫”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正。从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角度而言,宋仁宗朝形成的“财匮”,在王安石变法后得到一定的舒缓,南宋以后则一直是为摆脱财政危机苦苦挣扎,地方财政则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所以“财匮”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而从“民穷”的角度来说,宋代社会最底层的客户,与魏晋隋唐以来的部曲相比,不论是法律身份地位、迁徙自由以及谋生手段,都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加之宋朝的社会救济制度不仅汉唐难以企及,元明清也没有超过,而宋代大中城市里五万贯家财的富户人数众多,所以要辩证地看待宋朝的“积贫”。

     

        对于“积弱”说也应当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更正。过去对宋朝积弱的认识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势弱,二是军事能力弱。对于前者,大多数研究者都不能认同,因为宋朝的经济、科技整体发展水平远不是辽、西夏、金、元所能比拟。而对于后者虽有质疑者,但未能得到充分解释。我以为,若从战争具有防御和进攻两种基本形式而言,宋朝对于辽、西夏、金、蒙古的战争失败主要是发生在主动进攻战上,而从防御战的角度来看,宋大多数时间在境内抵抗来自辽、西夏、金、蒙古进攻,则多能取得不俗的战绩,因而应当改变宋人不能打仗的偏见。为什么宋以后历代都说宋“积弱”呢?我个人以为大致有三点原因:一是由于政治腐败和战略决策的失误,北宋和南宋均被金、元在短时间内灭亡,这就是“积弱”的表现。二是在所谓“和平”对峙年代与辽、西夏、金、蒙古的交往中(特别是南宋)又常常扮演赔款、退让等屈辱角色,这又是不折不扣的“积弱”。三是虽然宋打防御战颇有战斗力,但必须指出这些防御战都是对侵略者深入国境后的顽强抵抗,因而不论抵抗有多么的卓越,也只能是“积弱”的反映。

     

        那么宋人为什么能打防御战而不能打进攻战呢?这大致也有四个原因:一是由于中唐以来兵制变革、选官制度变革,军功集团从历史舞台上退出,那种通过军功受爵的世风被科举取士的世风所取代,因而宋朝必然缺乏汉唐那种开疆拓土的精神。二是有鉴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宋朝自太宗朝以后奉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崇文抑武”不等于过去总结的“重文轻武”,宋朝重文是实,但并不轻武,自仁宗以后宋朝国防开支要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八,所以并没有轻武,而“抑武”确实是宋朝的国策,即抑制武将专权,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三是宋朝实行募兵制,人们当兵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没有争取军功的动力。四是中唐以后中原王朝丧失了可供驯养军马的草原,难以组建与草原民族一较高下的骑兵部队。基于这四点,逐渐形成“守内虚外”消极防御等军政国策,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可见,宋朝的“积弱”不仅仅是军事能力的强弱和国势的强弱,而是带有多种综合历史因素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对宋代历史的关注与评价

     

        20和21世纪之交,在日本、美欧都已有充分讨论和基本定论的唐宋变革论,在国内却突然受到极大关注,一时间学界普遍以“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为基础讨论宋代问题。但是仔细观察国内学界所热衷的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只有少数学者从日美学界讨论的定义、范畴、范围讨论宋代问题,而大多数人,都是借用日本学界为宋代历史地位所下的“是中国近世开端”这一定位,或者使用唐宋社会由贵族向平民化、精英化转变的结论为自己的研究“张目”。

     

        为何在世纪之交以来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们知道,对某一民族历史地位的评价或者说对文明盛衰的评断,往往与国家的现实强盛与否分不开。20世纪早期国内学界对宋代历史的评价实际上是对现实中国地位评判的缩影。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人在反思中国被侵略欺凌的原因时,从反思我们武力敌不过列强坚船利炮、政治制度不如西方直至对传统文化的质疑和否定,因而20世纪国内学界对宋代文治所取得成就(文明昌盛)的片面忽略,而特别强调宋朝“武备不振”“积弱”不强的一面,则不能不是仁人志士们主张只有与传统决裂才能救国的时代反思在史学研究中的一种折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国际上开始重新认识明清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尤以美国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为突出,从研究范式的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理论和方法,突显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这也使得国内研究宋代问题的学者不满足于只把宋代的高度发展定位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认识,而是希望把宋代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予新的评价。而日美欧唐宋变革论者高度评价宋代历史地位的观点正适应了这种要求。于是宋代经济革命说——诸如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科学技术革命、商业革命、市场结构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等,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宋代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等观点充斥于各类宋史论著。从这个层面而言,宋代历史的形象仍将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宋代历史的魅力也因之会持续存在。

     

        (作者:李华瑞,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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