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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13日 星期一

    四库学的奠基人

    ——史学家陈垣与《四库全书》

    作者:本报记者 杜羽 方莉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13日 05版)

        或许是在其他领域的著述太过丰富,当谈论起史学家陈垣时,人们很少会提及他对四库学研究的贡献。几年前,陈垣长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智超将陈垣有关四库学的文章、著作汇集成《陈垣四库学论著》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使陈垣的四库学成就得以彰显。近日,陈智超向记者讲述了陈垣与《四库全书》的故事。

     

        记者:陈垣先生对文津阁《四库全书》做过很多调查工作,这与他曾经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有关系吗?

     

        陈智超:陈垣先生是系统研究《四库全书》的第一人,是四库学的奠基人,他也是主持清点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第一人,还是现代学者中直接接触过文津阁、文渊阁两部《四库全书》的第一人。

     

        陈垣先生与国家图书馆渊源匪浅。他从1921年到1922年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8年到1931年又先后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筹备委员会主席、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此后直到抗战前继续以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购书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指导馆务工作。

     

        但陈垣先生对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研究早在此之前就开始了。1915年,文津阁《四库全书》刚从避暑山庄转运到京师图书馆,他就找机会到图书馆去阅读。《陈垣四库学论著》中的《检查文津阁书页数简章》《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都是1920年写的。当时计划和法国有关机构合作影印《四库全书》,陈垣先生带领王冷斋等六人大概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文津阁《四库全书》中每种书有多少册、多少页都清点出来了,这样就可以估算出影印所需要的纸张、费用。可惜的是,后来影印计划没能实现。1924年,他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点故宫文物的过程中考察了文渊阁,并根据古人记载,找到了存放在摛藻堂中的《四库全书荟要》。

     

        记者:陈垣先生研究《四库全书》有什么特点?

     

        陈智超:陈垣先生是一个有心人。他不是一般地为了完成任务而工作,而是努力在工作中有所发现、发明,给后来人带来便利。

     

        比如,他根据清点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结果,写出了《四库书目考异》。过去,人们很难看到《四库全书》,主要是通过《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来了解这部大书。但是这两种目录的有些著录与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实际情况并不一致。因此,他在清点的时候,不只是登记册数、页数,还把这两种目录与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凡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都记录下来。

     

        不仅如此,陈垣先生的工作方法也非常值得称道。《检查文津阁书页数简章》中记载:“拟组织同志七人,以一人总其成,并编造检查底簿,一人任书算,四人任检查,一人任传递。”“检查四人中,以二人认定检查单架,二人认定检查双架。”“一人总其成”就是指他自己,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助于高效率完成工作。

     

        记者:陈垣先生为何如此重视研究《四库全书》?

     

        陈智超:陈垣先生十三四岁就开始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了,长大后又读过好几遍。不要说今天的孩子,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同龄人,大多是为了考取功名,也很少有人去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从小就有这样的基础,对中国的文化、文献有这样的兴趣,所以后来能够做出那么多和《四库全书》相关的工作。

     

        当然,他少年时读《提要》,只是希望通过《提要》对古代典籍的介绍和评价来了解中国文化,根本不可能想到未来有一天能到北京来看《四库全书》原书,进行有关《四库全书》的专门研究。

     

        (本报记者 杜羽 方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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