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扬“观风”式文艺评论

    【见仁见智】

    何谓观？《说文解字》释为：观，谛视也。释“谛”为：审也。谛与帝通，具根源意。《尚书》有帝尧帝舜，指二人明大根大本，似西方所言“哲人王”；庄子有“帝之玄解”，意谓从根本处得到解脱。总而言之，观之意为，审视根源也。

    何谓风？有自然界之风。《吕氏春秋·有始》《淮南子·墬形训》曰风有八风。庄子《齐物论》言“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风并非完全外在，可影响人的健康状况。《黄帝内经》谓“风乃百病之源”，故不可不重视之，不可不详察之，故又有专门的《风论》篇，探究风之源与变，以期对症下药。风与政治形势、社会风气有关，可谓政风。孟子曰：“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此伯夷风化之效果。《毛诗大序》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十五国风不尽相同，即因教化所及，风气不同。“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风可沟通上下，互相感动，上可用风化下，下可用风刺上，皆是为了避免上下暌隔，实现天地交泰。

    何谓观风？审风之根源，察风之正邪。就天文言之，观风可知天地运行当否时否；就医学言之，观风可审病由病情；就政治言之，谛风可明政治得失利弊。正风，在天则风和，四时调，风雨节；在社会则政通、俗美，《周南》《召南》是也；在人则安，美在其中，畅乎四肢。邪风，在天为四时错乱，风雨不时；在社会为风俗恶，寡廉鲜耻，贪鄙之风盛行；在人为病，身心不安，内外交攻。观而后知风之正邪，正则思保持之，邪则思调整之。故观之义大矣哉。

    周易有观卦，内卦为坤地，外卦巽风，全卦大意乃风行地上。九五处中，居乎高位，所谓“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是也。在上者须观下，因上以下为基，本固邦宁。必也了解现实情况，明白实际问题，以期随时调整校对。由上观下，今所谓调研，所观就是调研报告。如何观下？途径多样，方法不一。通过诗歌（文学）观风，是重要途径。盖因诗歌乃所言，所言与心有关，心动缘乎现实。故欲知现实情况，可观诗歌；欲体察民心，可观诗歌。《汉书艺文志》言：“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采诗之官，与今之文艺评论家类似，他们研究诗当然不是为了比较哪首诗歌遣词造句优美，不是为了考察音韵节律当否，不是研究风格思潮，不是为了改进诗歌创作，而是通过研究诗而观风俗、明得失，有的放矢，调整治理政策。

    亦可自下观上。处下位且贤者，欲明国之形势，欲定进退出处、语乎默乎，欲以下达上，亦须观也。九五居乎高位，鲜能为见，如何观之？亦可通过诗歌。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至诚者可以前知，可以听音辨世，可以观文知世。《毛诗大序》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观音，谛听之，可知治世、乱世与亡国世。自下观上者亦似今之文艺评论家，但其目的也不是为了文艺本身，而是希望明白处境，可为则期所观上达，影响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不可为则乘桴浮于海，愚默足以容身。

    今之文艺评论，失却“观风”古意，大多止步于文艺作品本身，聚焦于所谓艺术，此大弊也。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风气转变，文学观念亦有较大调整，文艺领域遂强调文艺本身。文艺理论流行所谓“本体论”“作者已死”等，强调文本自足与封闭，割裂文本与作者、读者的关系，切断文本与政治、社会的联系。“新批评”、叙事学等理论引入并且流行，几乎成为当时文艺评论家共同的知识背景。流风所及，很多评论家斤斤于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速度、叙事圈套等技术性问题研究，亦有研究者由此追溯中国小说的历史，称有所谓“中国叙事学”，乐此不疲，不复关心文本反映的政治背景和作品背后体现出来的社会现实。若走到极端，就会使文艺评论成为智力游戏，使文艺评论家成为玩游戏者，精巧则精巧矣，高端则高端矣，然不关乎个人进德修业，亦不参与政治建设。此情况之所以能够持续，并非因为社会需要，乃由于学院体制支撑。学院有学科、课题、会议、职称晋升、刊物学报等，皆需论文，故可内部循环，不必参与社会流通。文艺评论若沉迷于“文艺本体”神话，斤斤于文本细读，躲避于象牙塔中，将渐失却生命力。

    观有二种：自上观下，自下观上。以“观风”为底色的文艺评论，或可纠今之偏。文艺评论家，可隐于自上观下者，亦可隐于自下观上者，尽管二者视角有别，然皆非拘泥于文本、停留于文艺本身，而是由文艺观现实，由文艺研究观民风民俗。

    （刘涛，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