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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21日 星期六

    扶正祛邪 内守和谐

    论“中国式抗癌”的文化底蕴

    作者:徐克成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21日 10版)
    作者简介 徐克成是广州复大肿瘤医院院长。多年来,他始终工作在临床和科研一线,在消化系癌症早期诊断,尤其是肝病酶学、肿瘤标记方面,曾作出了创新性贡献。他在我国率先开展肿瘤冷冻消融治疗,他还首先开展了经皮冷冻治疗胰腺癌技术,撰写了《现代肿瘤冷冻治疗》英文版。2012年,被原卫生部授予“白求恩奖章”,2014年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聊健康】

     

        近年来,医学领域对癌症的研究有了重大进展,无论是技术、药物还是疗效及精准度,都有了很大提高。然而,癌症仍是无法跨越的一大难题。

     

        事实上,癌症不是“外敌入侵”,癌细胞也是从正常细胞突变而来。那么,对待这些“叛变”的细胞,是赶尽杀绝还是使之改邪归正,进而实现共生共存?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名誉所长汤钊猷院士曾首提“中国式抗癌”,既不是纯西医,也不是纯中医,而是中西医协作、配合、互补,是整合医疗,其主要策略是消灭和改造并举。前者更多取自西医,后者更多蕴于中医,各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底蕴。

     

        文化出自自然,文化的内涵有科学因素和真理存在。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下诞生和发展的西医和中医,以及各自形成的医学观,探讨的均是人的生命和威胁生命的疾病。

     

    1、不同地缘文化孕育出的中西医

     

        西医源自古希腊。四分之三的国土均为山地的希腊三面环海,南为地中海,东为爱琴海,西面是伊奥尼亚海,只有北面与欧亚大陆相连。特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希腊人开放、外向的文化。

     

        大部分西方国家位于北寒带区域,恶劣的自然环境不利于赖以生存的农耕,同样滋生了“外扩”“外侵”,进而衍生出“斗争”和“征服”的文化品质。以这种文化为基底,疾病的发生被认为是“外敌”入侵,从而生就了以“消灭”为主要策略的西医文化。

     

        而中医,作为东方文化的典范,起源于北温带地区。该地区处于欧亚大陆东部,东临太平洋,一面临海,其他三面为陆地,或有高山、草原阻隔,在内部,有大河源头,高山积雪融化提供充足的水源,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于农耕。加之大河条件的气候适合人类生存,形成相对内闭和保守的思维,合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节拍。这种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孕育出“内守”与“和谐”的文化品质,进而造就了以此为基本品质的中国医药学文化。

     

    2、中西医思维文化的差异

     

        中西医均各自经历了神灵或巫术医学模式时代。这种原始的医学发展模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结构的医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为古代医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真正西医的出现和发展起始于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哲学思想“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促进机械论医学模式形成。解剖学发展以及显微镜的问世和由此发展的细胞学,促进了对生物体的研究,形成生物医学模式。20世纪30年代,磺胺药的发明,尤其是英国科学家发现青霉素并成功用于感染性疾病的治疗,开创了“盘尼西林医药”时代。与此相应,外科技术突飞猛进,西医对疾病的治疗达到前所未有新高度。

     

        无论是杀菌、灭菌,还是外科手术去除病变,西医基本上采取“征服”的方式治疗疾病。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引起疾病的原因,与炎症、溃烂、变性、肿块等组织器官的病变,一起被作为“征服”对象。以消灭病因为主的“病因治疗”,以及消灭病灶为主的“病位治疗”,延续至今,成为现代医学的主要治疗模式。

     

        然而,西医最大的不足是忽视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正如美国著名医学家恩格尔所说,机械论和单纯生物医学模式“没有给病态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虽然近年来不断呼吁探讨“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仍是西医发展的最大困惑。

     

        中医经历了“巫文化”和“天人合一”两个阶段的发展。《黄帝内经》基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和临床实践,奠定了对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诊治的认识基础,划清了与巫医的界限,促进了中医第一次飞跃发展。“医宗之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集前人之大成,揽四代之精华,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完成了中医药理论到实践的成功过渡。上述两部经典著作及其以后各家的著述,成为中医长久不衰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底蕴。

     

        中医注重生命过程中,疾病、健康等各种矛盾的动态平衡以及和谐发展。犹如农民按万物生长规律,观天时播种、施肥、收割、储存,获取农作物最佳生存状态以保证收成一样,中医把人的整体作为医疗活动的对象,而非疾病本身。其以人的生存为目标,因人、因症、因时、因地权衡利弊,把握主要矛盾,随机应变,从而采取保存生存实力的“和谐”处理策略。

     

        但在农耕背景下产生的中医药学,在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工业化影响之前过早成熟,难免带有农耕文明痕迹。面对现代西医药学的冲击,显得措手不及。与具有现代科技支撑的西医相比,中医难以找到按现代科学定义的“标准”方法,这也成为自身发展的最大困惑。

     

    3、扶持整体健康是正道

     

        对于癌症的治疗,可以说是一场世界性挑战。

     

        当前主要问题是,癌症研究陷入一种“癌症文化”,也就是一种思维误区。在这种思维方式驱动下,追求肿瘤的局部清除成为主要目标,而不是追求延续生命的真正突破。西医“癌症文化”是突变频率越高,靶点越多,精准治疗效果越好。其实,突变多,恰恰说明机体防卫机制尤其免疫系统整体功能低下,容许更多突变产生。因此,正确的治疗应该是扶持整体健康,将预防突变贯穿于整个生命过程中。

     

        一位美国学者将抗癌过程比喻为战争。无数战斗、弹药、大兵,一味实行“消灭”的策略,不仅不能获得太平,反而还会使敌人发动的破坏此起彼伏、无休无止。正确的策略则应该是“改造”,改造思维、改造系统,从上到下,让其恢复健康。癌症治疗也一样,单纯“消灭”,只能是顾一时而失长远。“改造”则是维持长久疗效,让病人获得长期生存的关键。各种强化机体免疫的措施,已证明可给病人带来生存受益。

     

        中医药以人为本,以生存为目标,根据病人具体情况,或先扶正后祛邪,或先祛邪后扶正,或扶正祛邪并重,为生命寻找针对当下状态的调制方案,让病人与癌共存。这里,“改造”包括改造癌细胞本身,改造癌细胞生长的微环境,改造整个机体,强化生命机能,护持整体健康。早在2000多年前,中医就有“乳岩”“舌疳”“伏梁”和“症瘕积聚”等记载。几乎每个有成就的中医专家,均可举出这样的例子——应用中药让许多失去生存希望的癌症患者与癌症和平共处。

     

        其实,人体并无“中西医”之分,但医学总会有同根。将西医以“消灭”为主的策略,结合我国重在创造、维护整体健康的“改造”策略,是“中国式抗癌”的文化底蕴和内涵。中医和西医相互协作、配合和互补,可能是控制和治疗癌症的出路。

     

    延伸阅读

     

    战胜癌症需要联手

     

        当前,癌症防控已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公共卫生话题。

     

        2016年10月,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实现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的战略目标。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医疗一体化建设是京津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国抗癌协会牵头,天津市抗癌协会、北京抗癌协会、河北省抗癌协会日前在天津市肿瘤医院签署发布了“京津冀联合抗癌倡议书”,承诺三地将推动医疗一体化建设,依托各自的行业影响力和专家资源,搭建“京津冀癌症防控联动平台”等,致力于在京津冀尽早实现规划纲要中提出的防控目标。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院士指出,癌症防控事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组织、科研机构、医院、企业等各方参与。只要全社会共同携起手来,关注癌症,科学抗癌,我们一定能战胜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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