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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18日 星期三

    知名导演任“监制”真的“监”了吗

    作者:本报记者 鲁博林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18日 09版)

        2016年的电影市场,涌现出不少“来势汹汹”的新导演作品,如张嘉佳导演的《摆渡人》、周拓如导演的《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这些电影都因有大牌导演担任监制而赢得关注。然而,许多影片口碑不尽如人意,引发了大众对“名导任监制”这一现象的争议。有些人甚至质疑监制一职的合理性。人们不禁在问,“电影监制”究竟给影片能带来什么。

     

    身份模糊的监制

     

        “在行业内部,监制是一个内涵比较模糊的指称。不同监制之间的职能和目的是不一样的。确实存在一些有不做具体事情的,出于营销目的而挂名的监制,但也有做实事比较多,甚至意志体现超过导演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斌的话,道出了“监制”一职的复杂多义。

     

        据了解,监制起源于香港电影产业,此后被引入内地。早期香港电影的监制类似于项目发起人的角色,提出创意,找人执行,比较有名的如徐克,由他监制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倩女幽魂》《新龙门客栈》等都是港产片中的经典之作。引入内地后,监制的职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香港导演北上拍戏,无论是偏主旋律的,还是偏家庭伦理的电影,为了能更好地适应内地观众的观影习惯,可能都需要有优秀的内地导演来把握大局。如近期的《湄公河行动》,再往前的《智取威虎山》《亲爱的》,都由黄建新担任监制,事实证明也很成功。”索亚斌说。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说,中国内地电影监制的职能更偏向于“监”而非“制”,这也是其和制片人区分开的一大特征。“习惯上讲,制片人是主管,对商业成败负主要责任,而监制更多还是对艺术创作负责。”饶曙光透露,每个剧组的监制具体发挥多少作用则取决于个人,因而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另一种“师徒传承”

     

        近期因监制问题争议最大的作品,自然要数王家卫挂名监制的《摆渡人》。《摆渡人》无论从主题立意、演员选角,还是后期营销,都更近于王家卫的风格。这在抬高观众预期的同时,也隐含了一层“师徒传承”的意味。

     

        “最理想的状态是王家卫能把自己的风格经验和艺术体验,通过对年轻导演的监制而成功转换出来,但这次的完成度似乎并不高。”饶曙光说,《摆渡人》更像是一个混合体,杂糅了许多种风格,但没有形成完整的作品。当然,一部影片的成败不可能都归于一人,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好的导演也未必能胜任身份复杂的监制工作。

     

        事实上,年轻导演在创作中更可能受到各方面的掣肘。因此黄建新曾提出,愿意为年轻人当监制,“帮导演挡住来自投资方的各种无理要求”。索亚斌也认为,名导演任监制事实上也有“代际传承”的意味在里面。“一方面,许多资深导演年龄渐长,培养优秀人才之心逐渐迫切;另一方面,这也折射出当下的创作困境:老一代导演没有新的表达意愿,年轻人则尚未独当一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青黄不接。”

     

        当然,电影界也不乏“陈国富+乌尔善”这样的成功组合——年轻导演的才华借成熟导演的市场经验得以完善,最终创作出《鬼吹灯之寻龙诀》这样脍炙人口的电影。不过如此“理想”的监制作品,在近几年的国内电影市场还并不多见。

     

    明确监制的职责

     

        其实,为监制“正名”一直是电影界多年来的努力方向之一。知名导演冯小刚曾多次呼吁,将如今电影流行的“挂名监制”去掉,给真正的监制以应有的地位、名分及报酬。然而从今天的状况来看,监制的职权分工仍然不甚明确。

     

        “好莱坞是没有监制这一说的,因为制片人涵盖了监制的功能,并通过助理制片人、协作制片人、顾问制片人等进一步细分明确职权,从而让每一环节都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和衔接。”索亚斌介绍,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赋予制片人从构思筹资到销售发行的权力,使其成为影片“主管”。

     

        反观国内,由于电影生产的机制有别于其他国家,制片人职能的落地也出现了很大不确定性。不少业界人士坦承,最理想的状态是监制消失,由制片人承担其职责,但因为大多制片人在商业规律精通之际却缺乏艺术直觉,于是才出现了监制,作为对制片人的补充。

     

        “从某种程度上说,监制是比较懂专业的制片人。”索亚斌说。

     

        在饶曙光看来,这同中国电影整体还处在初级阶段,工业体系和流程尚待规范不无关系。相比于制片人中心制,导演中心制一定程度上的确有利于作者发挥,但也导致个人的因素占比太大,产业化程度相对较低。在电影市场愈加庞大,制作流程越来越繁复的今天,明确监制职权和责任显然是一大趋势,其中关键正是“工业化”以及相配套的培养和任职机制。

     

        (本报记者 鲁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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