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料的独特价值与史料的整理鉴别

    近年来，口述史越来越受到学术界重视，通过口述访谈采集到的材料，作为史料的一种，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也逐渐呈现出来，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口述史料的独特价值

    口述史料最广为人知的价值，就是可以作为文献史料的补充。文字史料，包括官方文献和民间文书，历来是史家研究历史的主要凭据，但毕竟很多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文献记载或语焉不详，甚至付诸阙如，也有些只是一面之词，无法反映历史真相。而且由于种种社会变迁和历史动乱，导致大量档案文献的散佚流失，更是常有的事。当事人的口述，恰恰能弥补这些不足，对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所做的口述在这方面的作用尤著。唐德刚为胡适、张学良、李宗仁等人物所做口述以及通过这些人物反映出来的当时历史，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口述历史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此。它还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这是由口述史的性质决定的。我们所说的“口述史”，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具有严格定义和规范的专门学科，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从20世纪初便已萌发，到50、60年代蓬勃发展，并在70年代达到鼎盛的“新史学”的发展历程同步，是“新史学”孕育出来的产物。而“新史学”则是作为对传统史学的一种反动而产生的，代表的是与传统史学不同的一种新的潮流、新的范式。它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的狭隘性；它主张史学研究应包含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主张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以从整体上去把握；在方法论上，它倡导多学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口述史恰恰在这些方面大有用武之地。

    首先是口述史“自下而上”的角度。口述史学提倡创立平民化的历史，让不掌握话语霸权的人们，包括社会底层的百姓、少数裔族群和妇女都有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性，使这些人的经历、行为和记忆有了进入历史记录的机会，并因此构成历史的一部分。近年来口述历史更进一步，不仅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的行为，而且还把他们的愿望、情感和心态等精神交往活动当作口述历史研究的主题。这不仅使史学研究的视角产生了根本变化，也使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拓展了。

    其次是口述史特有的“个人性”。就口述作为史料的价值而言，这一点甚至比第一点更重要。口述史是最具“个人性”的一种呈现方式。口述史以记录由个人亲述的生活和经验为主，重视从个人的角度来体现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认识，这里所说的“个人”，可以是大人物，是名人，同样也可以是处于边缘的小人物。对于同样的一段题材、一段历史，小人物也会有自己独特的个人感受，他们的人生受此事件的影响，未必就不如大人物、代表人物深刻。而且，那些不仅来自领袖人物、也来自平民百姓和少数族群口述的人生故事，使史学家得以从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中，发掘出许多以往被忽略的侧面，或者为传统官私方文献遗忘的段落。它使人们可以观察到冷冰冰的制度和结构以外的人性和他们的心态，这正是其他的史学研究方法难以企及而口述史特别擅长之处。

    第三是独特性。“新史学”提出要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的主张，力图从整体上去把握它。但仅凭传统的文献和治史方法，很难做到这点，口述史却有其得天独厚的一面。通过口述，史学家往往能获得难以在官方文献中寻获的珍贵材料，例如某场战争、某个事件当中个人的际遇、家族的移民史、亲属与家族内部的关系等，这都可以对长于宏大叙事的史学研究，提供必不可少的史料补充。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口述史学通过几十年经验的积累，已经走得更远，从对往事的简单再现深入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把关注的焦点从“真实的过去”转移到“记忆的过去”的认识深度。口述史能够在揭示历史的深层结构方面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这点已为口述史学家所公认。

口述史料的整理与鉴别

    对口述访谈成果是否还要进行整理，也就是说，访谈录音的最终产品应该是什么样子，这在口述史学界一直存在颇多争议，这也是目前国内方兴未艾的口述史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西方学者更多强调将访谈录音作为原始记录，保存在档案馆、图书馆，由于这些机构强大的检索功能，这些材料得以被有关专家研究利用。但在我国，短时期内还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更多的做法，还是要将录音转为文字，尽管这样做对于保持口述史特性存在一些影响。本来，访谈时双方的会话速度、被访人使用的方言和标准语的转换、他的语音语调，都包含着一定的意义，这是将访谈转录成文字时难以表现的。但是，口述作为一部作品，即使是学术性著作，也必须顾及文本的可读性，如果通篇记录都存在着各种口头语、长时间的停顿、反复的断续、重复，以及前后时序混乱等情况，读者便会失去阅读的耐心，甚至根本就无法读懂。所以，将文字整理成为能够为人阅读的纸本书籍或者电子稿的做法，虽然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毕竟是口述访谈能够发挥社会效益的重要一步。

    如何将口述录音整理成文字，还只是一个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更深一步的问题则是，口述得来的材料是否具有真实性，如何判断它的真假呢？

    从理论上说，口述得来的成果，当然不是拿来就能用的史料，它更多反映的是个人对某种特定环境、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的记忆、理解和感受。仔细地辨别口述材料的真伪，应该是整理者的责任。事实上，我们对待文献史料的态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如何鉴别口述史料的真伪，在原则上与史家对文献的辨伪、校勘是一样的，当然也有口述特定的一些要求。

    首先，口述中往往会有太多或有意，或无意的记忆失误，也会有有意的、无意的谎言，这样的口述虽然也有保留下来以为后人研究的价值，但是作为访谈者，如果不认真反映做访谈时的特定环境、背景和被访者的状况，事后对被访者提供的材料一放了事，不去核对、鉴定，任由这样的材料保存下去，谬种流传，甚至会为某些别有用心者利用，结果是为后人制造一系列混乱，这便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所以，作为整理者，第一步的工作就应该将访谈的时间、场所以及被访者的状况一一作出说明，以便让自己或者为别的研究者能够了解访谈时的语境，以为下一步的分析做准备。

    其次，整理访谈记录的过程，也是发现问题的过程，许多第一次访谈时出现的空白、漏洞和误解，往往在现场时难以察觉，而是在整理时发现的。发现这些问题之后，不能就此止步，或者不负责任地做出结论，归结为口述史的不可靠性而了事，而应该进一步去考证、核实。核实的方法有多种，最常用的是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甚至多次的回访。还有，是访问与被访者相关的人，譬如经历过同一事件的见证人，或者被访者的亲人、朋友，请他们对同一个事件或同一个人物做出自己的表述，然后与被访者的口述做核对，思考其中的差异是什么，又为什么会出现差异。还有，就是将口述材料与文献记载互相参考，这在涉及某个事件或人物相关的大背景时尤为常用。只有经过这样的反复考证，才能挖掘出隐藏在背后的真相，这是简单地做些表面文章达不到的效果，也只有这样，口述史料的真正价值才能够体现出来。

    虽然“大家来做口述史”目前已经形成一个热潮，但口述的后期整理，却是一个需要专业训练的工作，与现场访谈相比，可能更为繁难艰苦，访谈的组织者应该努力加强对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的培训。当前国内的口述史正在各个领域广泛深入地展开，很多单位和个人积极投入到这项活动中，开发出许多极富意义的选题，参与者也为此付出大量人力物力，但有些地方和部门辛苦收集得来的口述史料堆积如山，却无法被阅读、传播和利用，无法发挥应有的影响。日久之后，不仅会影响组织者和参与者的积极性，而且会导致口述材料的第二次流失，这是当前颇令人担忧的一个问题。所以，提倡进行严肃认真的后期整理工作，已经迫在眉睫，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访谈录音能够为人（包括专业人士和一般公众）所用，口述史才能持久地开展下去，而不致一哄而上，又一哄而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