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代知县的衙斋生活

编者按  

    知县在中国古代，是最低一级官员了，他们直接面对百姓，因而，留下了许多在民间广为传播的人物形象，古往今来的文艺作品里，也有层出不穷的关于他们的精彩故事。作家陈彦，以培训公务员的省级行政学院负责人的身份，挖掘出了这么一个有生命温度的清代知县聂焘。他从知县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文化生活”三个角度，多侧面观照了一个县令做人、做事的生命精神风貌，尤其是对聂家家风的深度关切，由一封感人至深的“诫子书”，拉开了一个古代官员的精神成长史，相信一定会给今人留下诸多启迪。这是一个苍茫远去的背影，也是一个还在朝我们继续走来的具有优秀传统生命价值的清晰面庞。

    在我的家乡陕西省镇安县，有一个清代的知县很有名，他姓聂名焘，字环溪，是湖南衡山县环溪村人。乾隆十三年，也就是距今269年前的夏秋之交，他骑着马，也许是骡子，到镇安上任来了。那年他54岁，也有点老大不小了，在镇安，上了五十岁的人，都叫老汉，并且是可以制备棺材板的人了。聂焘是进士出身，又生在南岳衡山这样山川秀丽的地方，家庭生活相对富足，上下几代都饱读诗书，突然被朝廷派到秦岭深处一个山大沟深的小县来，心里自是有些不快。这在他给朋友的信札中有记录：“为报先生春睡熟，道人轻撞五更钟。”他父亲知道后，还对他这种春天睡懒觉的“撞钟”思想，来信批评过。但不管怎样，他还是服从分配，到镇安来了。

    镇安县这个地方，现在也是山川秀美之地，交通发达得从西安出发，坐火车就一个半小时，走高速路，从18.2公里长的秦岭隧道穿过去，也就不到一小时的车程。可在没有火车、没有汽车的时代，这里的确是“万峰螺旋，幽寂灵廻”的“终南奥区”。诗人贾岛，在隐居镇安云盖寺时，曾写过这么一首诗：“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宜是老禅遥指处，只堪图画不堪行。”当地老百姓也有这样的谚语：“上山碰鼻子，下山墩沟子，抬头掉帽子。”就是20世纪50年代，在镇安当县长的人，到省里开会，也是自挎一个“盒子炮”，雇人牵着一匹骡子，身后跟着一个扛“汉阳条子”的警卫，来回得走半个多月光景的。最近，凤凰网还以头条新闻的方式，推出过一组被网络广为传播的镇安塔云山组图，称其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房子”，那种在刀削斧劈的高山之巅，临空“磊窠架巢”的技术，至今仍是难以破解的建筑之谜。想268年前，聂知县该是怎样一种“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走马上任哪！他小小年纪就“束发入学，读书受用，在乎做官”，参加了乡试、会考，又往返京师，进士及第，终于得到一官，却是“入山僻虎狼之窟”“不觉生平意气茫然顿尽”。好在他没有就此消沉，并且在七年后离任时，以“时推陕南第一”的政绩，赢得了“父老攀辕哭”的百姓动情挽留。

    上世纪80年代，我曾多次听到有人谈起这个人物，后来，时任镇安县长汪效常找我说，看能不能把聂焘的故事搞成一个舞台剧，我那时是剧团的专业编剧，按他的想法和要求，先通读了十万字的县志，然后和汪先生一道，创作了《山乡知县》这个戏，并搬上舞台，演出至今。时隔三十年后，汪先生已作古，我又一次翻开老家的县志，一页页捧读，随着年龄、阅历以及时代的变化，这个人物，这些故事，在我脑海中都有了再认识的价值。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县知县，在二百多年前留下的，何止是几个赈济灾荒、兴建义仓、廉洁奉公、筑路养蚕的亲民爱民富民故事呢，他留下的是一个地方的风俗、风气与精神脉象。事隔数百年，这些遗存，依然在影响着一方水土的生命质地。那么这个来自湖南的知县，当时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聂知县的政治生活

    一个官员，首先要衡量的，当然还是要看他到底为地方做了什么。聂知县到任后，大的工作，大约干了这么几项：一是兴旺人丁，二是启智教化，三是兴桑养蚕，四是畅通道路，五是修建义仓，六是编纂县志。要说有啥新鲜，也没啥新鲜的，但这六项工作做扎实了，一个县的百姓福祉，也就基本有了眉目。

    先说兴旺人丁。聂知县到任时，镇安只有784户、4026口人，二百多年后的今天，镇安是30多万人口，可见当时的地广人稀。聂焘在几年后修县志时，写按语说：“镇安地僻人稀，万难如通都大邑之烟火相望。”自明末改朝换代以来，人丁日渐萎缩，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招辑流移”“开辟土地”“休养生息”。他说“镇安万山盘郁，虎狼之区”，不仅如此，而且各种征缴无度，“民之不逃散，死亡几何哉”。那时“秦岭虎患”严重，动辄伤人，镇安更是“人不敢夜行，最畏虎不敢直名，称为王爷，又呼怕怕”。聂知县到任后，申请省府，要了“短枪、火药”，“复募猎户”，以除恶兽之患，使民“夜不闭户”。在大量“招募垦荒”之余，更根据实际情况“免升科赋”，“丁徭所征不及往时的七分之一”。终使四方流民竞相来镇安垦荒置田，四年后，住家达2562户，人口猛增到8971人。

    再说启智教化。聂焘的家乡衡山县，是因南岳衡山而得名，自唐以来，就是人文荟萃之地，有意味的是，镇安被称为“终南奥区”，而衡山，在明代就被誉为“文明奥区”，意即文明的腹地。聂知县从那里走来，自是要将文明的种子，带到千里之外来播撒。为创办义学，他甚至带头捐银。在清查“学田”“学租”时，甚至将寺院的田产划归学校之用，在兴办义学，启蒙、开化后生的同时，聂知县还做了大量“移风易俗”的工作。比如“错位婚配”，山民每每将八九岁的女童，嫁给三四十岁的男人，“止图贪得财礼，不顾子女终身，最为忍心害理”，造成妇女大量新寡，引发多重社会问题。聂知县要求“慎重婚配”，男女年岁须得相当，“切勿执迷不悟”。从这些重大变革举措来看，聂知县的执政，是以更加符合人性的长久思谋为前提的，而不是急着弄出一点大的响动来，搞打雷闪电、行风走暴、雨过地皮湿那一套。

    聂知县的经济建设，是以兴桑养蚕为抓手的，镇安至今仍保留着栽桑养蚕的习惯，而起始，是从聂知县手上“引进技术”“大力发展”起来的。在兴桑养蚕的同时，根据“上级文件”，他也做过这样的批示：“镇安山中，物产甚多，而民不收其利者，道路崎岖，人迹不通故也。年来构穰、漆、蜜、药材、板、炭，渐次获利，而不知缘修路之故。”他还多次说镇安进入省城的门户没有打开，“门户一闭，则百工无人往来，而财用因此不流通矣”，因而，在镇安的七年，修路就成了他的主要抓手。“兹土七载，羸马麻鞋，疆域六百里，无远不到。”因对山里情况的熟知，而件件抓在了点子上，以致几年后，物阜民丰，不得不多处修建义仓，把富余的粮食都库存起来，以备荒年之需。为修路，为建义仓，包括建义学，七年中，聂知县一共捐银480多两。按照清代的工资标准，一个知县的年薪是45两银子，外带45石大米，一石大米也就平均折合一两纹银，年收入不过100两，而他当了七年知县，把一多半银子都交给了这片山水。当然，这与他的家境有关，在他上任后的第三个年头，曾经给家里寄过100两银子，是用于父母过寿的，那年他父亲八十周岁、继母七十岁，结果又被他父亲捎了回来，说知道他“乐善好施”“薪俸多有缺欠”，让他不要操心家里，当以衙门、民生事体为重。

聂知县的家庭生活

    聂焘能成为一个好知县，与他父亲和聂门家风有绝大关系。从史料上看，聂家上下数代，人才辈出，三袭进士，两入翰林，真正是一个地方的名门望族。而他父亲聂继模，以满满的“正能量”，上承下继着这个家庭的大业，不仅使聂焘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而且在他出任知县后，更是以耿耿老父之心，持续关注着儿子的做人为官之道，让聂焘在不长的仕途生涯中，放射出了十分夺目的生命光彩。

    谁能想象，聂焘上任时，是他七十八岁的老父亲，亲自陪送来的呢？那时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马，是骡子，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不远千里，鞍马劳顿，送子赴任，大概不是为旅游观光而来，他是带着一份沉甸甸的、有关父亲的责任来的。聂老大概已经看出了儿子对这个任职的不快，因此，他要以他的人生态度与生命坚毅，来感化儿子，从而让他好好在大山深处履职。

    聂翁，名继模，别号乐山，专业是一个医生，在当地挺有名。业余时间也写诗、著书立说，有《朱氏家训证释》《乐庵集》为证。他在来镇安的路上，骑在骡子背上，就诗兴大发：“商於六百崎岖路，到此崎岖古未闻，叠叠山盘蛇磴曲，潺潺涧渡马蹄勤。邻家对岭成胡越，老树僵途卧斧斤。听说日斜财狼出，早停板屋卧余曛。”到了县衙，也是顾不得休息，就先去监狱，给犯人看病。在老家衡山时，这是他经常干的差事，因为牢狱又脏又臭，病人都污秽不堪，许多医生很是忌惮，只有聂老是自告奋勇去的。到了镇安，他也是先去给犯人义诊，更给山民望闻问切，甚至还亲自上山采药，研丸熬汤，这是一个医者的道德良知，又何尝不是一个父亲为知县儿子在聚拢人脉呢？他在镇安待了半年时间，见儿子渐渐进入正常工作状态，才千叮咛万嘱咐地挥袖而去。人是回去了，儿子却依然放心不下，第二年，他又安排儿媳带着孙子，一起到镇安陪伴来了，在今天，这大概就是组织部门要求的“家属随迁”。也就在这一次，聂老还让儿媳带了一封信，以后，这封被称为《诫子书》的长信，被录入清朝《政令全书》。那是一本为官者必读之书，书里是这样评价这封信的：“字字珠玑，发人深省，在历代家训中堪称上乘之作。”老聂到底给小聂写了些什么呢？

    一开篇，老聂就说：“尔在官，不宜数问家事。”这句话是因儿子来信操心家事引起，紧接着，聂老又说：“以无家信为平安尔。”他说你小小年纪，就在外求学，居家的日子很少，二老已经习以为常了。接着话锋一转，就说到了工作上：“山僻知县，事简责轻，最足钝人志气，须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无事寻出有事，有事终归无事。今服官年余，民情熟悉，正好兴利除害。若因地方偏小，上司或存宽恕，偷安藏拙，日成痿痹，是为世界木偶人。”说了大事，又说生活细节，针对他“睡懒觉”的事，端直批评道：“居官者，宜晚眠早起。”他说：头梆响，你就要起来洗脸漱口，二梆响，你就该处理公文、考虑一县的大事了，即使没事，也不能赖在床上，关键是要养成好的习惯。儿子在给乡友的信中，大概说了几句颓废的话，老聂知道后，就在信里批评小聂：别人觉得怀才不遇，“愤激而谈，何必拾其唾余耶”。说完这些，又跟他谈与下属的关系问题，说：山大沟深，涉水尤险，虎患成灾，行路艰难，对下属不可“过行琐责”，要“御之以礼，抚之以恩”，他说为官者，任何时候情感都不能偏斜，片面，一旦“偏倚”，在社会上会贻害百姓，“在衙供役者，亦然”。接着，他又讲到了钱的事，大意是说，儿子因公做了“赔垫”，害怕“父母忧”，只写信告诉了母舅，他就批评儿子：“尔视我为何如人？”连好消息坏消息都分不清了？“以善养不以禄养，彼闺阁中人能分晰言之”，何况我这个八十岁的老汉呢？“大抵自己节省，正图为民间兴事，非以节省为身家计”，“养廉银两，听尔为地方使用”。这是多么明白的一个老父亲哪！

    在谈到官场做人时，几段话十分精彩，聂老说：“往省见上司，有必须衣服，须如式制就，矫情示俭，实非中道。”意思是不要故意装出一副朴素节俭的矫情样子。还说，你的直接上司是知州，不要因为知州离知府的官位还差些级别，就不把人家当正经知府看待，见了人家还是要“小心敬奉”，但“又不当违道干求，‘尽所当为’而已，凡人见得‘尽所当为’四字，则无处不可行”。他特别告诫儿子说：官场是是非之地，大家聚在一起，大县的县官遇见小县的县官，都不免骄傲自大起来，他的格局小，咱不能跟着小，既不要有孤傲之情，更不可存妄自菲薄之心，要像弟弟对待兄长，像“乡里人上街，事事请教街上人”，“诚能感人，谦则受益，古今不易之理也”。他还要求儿子：“不可自立崖岸，与人不和，又不可随人嬉笑。须澄心静坐，思着地方事务。”还要做到有错必改，才能“渐觉过少，乃有进步，偶有微功，益须加勉，不可怀欢喜心，阻人志气”。

    在工作方面，他特别叮嘱儿子道：“镇安向来囹圄空虚，尔到任后颇多禁犯，但须如法处治，不可怀怒恨心，寒暑病痛，亦宜加恤。”说到这里，他还特别多说了两句：自己虽不是一个官医，但一直坚持到监狱给犯人看病，自儿子出仕后，地方上就不好意思让他去了，“然我自乐为之”，连你七十岁的继母，也还在亲自为犯人搓着丸药，“近来益以此为事”。他说，你懂得父亲说这番话的意思，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宜于牢狱尽心”。在说到“山区开发”时，聂老还讲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山中地广人稀，责令垦荒，原属要着，但须不时奖劝，且不可差役巡查。如属己业，不可强唤，遽行报官。有愿领执照者，即时给付，不可使书吏指索银钱。日积月累，以图功效。”在二百多年前，一个老中医就知道“奖劝”于民，而非“强唤”“报官”“巡查”之类，他认为这是日积月累、久久为功的事，即使一心为民，也不可贪图短期效应，强制执行。尤其在他的一首诗中，还有这样两句关于“生态文明”的话语：“多少山田开不尽，尚留一半卧财狼。”这是多么包容、宽阔、富厚、智慧的生命样态呀！在教育问题上，他更是谆谆告诫儿子：“秀才文理晦塞，耐烦开导，略有可取，即加奖劝。”还说对待人才要“出以诚心”，尤其不可“杂一毫戏嫚”。他还特别强调“劝农”“劝学”二事，“皆难一时见功，须从容为之，不可始勤终倦”；“种子播地，自有发生”，“尔在镇安，正播种子时，但须播一嘉种，俟将来发生尔”。

    信写到最后，老聂再三叮咛小聂：“知县是亲民官，小邑知县更好亲民。做一件事，民间就沾一事之惠。”还说人不在官大官小，关键看你给老百姓做了什么，“实心为民造福，一两件事，竟血食（祭品）千百年”。这比百姓视为“寇仇”“路人”的那些“高位显秩”者，不是强了很多吗？鼓励之余，他也再三给小聂讲，不要记挂家里，曾子说：“莅官不敬非孝。”他说自己年龄越大，越相信这句话，为官不敬重你的职责，就是对父母的最大不孝了。还说现在把你妻儿送来，就是为了让你安心山区工作，但要他对妻子好一些，说“凡有不及，须以情恕，官场面孔，毫不宜施”，让他别给老婆摆官场的驴脸、臭架子，并且话说得很硬。谈到孙子，他说镇安偏僻，爷爷、奶奶倒不担心孙子染上公子哥儿习气，但要他在工作之余，加强孩子的课读，也正好借此机会，让自己也多多“与典籍相近”。再后来，就说到镇安“风俗淳古”，他很想念，“我身健尚能复来，得睹地方起色为乐”，其实还是鼓励小聂，他要来，也是想来看看儿子工作上的“起色”。

    这封家信一共三千字，却留下了职场、百姓260多年传颂不息的佳话。谁人做官，要是摊上这样一个明白老汉，也就是天大的福分了！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生命基石，也只有从这种家庭走出来的生命，才可能真正反哺温润家庭、家族，并福及他人、民族、国家，反之，也就只能给自己、他人以及家国招灾肇祸了。

聂知县的文化生活

    一个官员的地方治理，仅有昙花一现的政绩是不够的，如若能把政绩化为一种长久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给养，从而让一方水土具有了朝向美好的、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风俗性，才是最根本的治理，而这个治理，就是文化层面的综合建构，要拎起这样的浑然物象，是需要有全面精神生命储量准备的。

    中国古代有不少这样的官员，他们也是今天我们要确立“文化自信”的基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这种文化苍穹所具有的精神高度。县令，在古代是最低一级官员了，而在聂知县于镇安骑着瘦马、穿着麻鞋，于六百里疆域中，“无远不到”时，还有一个叫郑板桥的知县，也在山东潍县，正“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有意思的是，他们出生只相差1岁，而故去也才相差8年，郑板桥活了72岁，聂环溪活了79岁；板桥60岁因为民请赈、冒犯上司而被罢官，环溪61岁为“丁忧”“挂冠”而去；老郑是去画画去了，他是“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而聂焘是回衡山教书育人、“立言”著书去了，有《存知录》《环溪草堂文集》四卷存世；他们离开时，聂知县是“父老攀辕哭”，而郑知县是“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

    聂知县不仅留有卓著的政绩、美好的官声，而且还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他把镇安自有史以来的人文、地理、建制、里甲、户口、田赋、官师、风俗、物产、古迹，全都详细撰修入志，以十万字的洗练文笔，让后人看到了一个独特地域数千年的人文演进，他还亲自写下多处“焘按”，文字优美，见解独到，论述精辟，如凿空勒石。比如在《官师》结束时按语：“官有正署，为民父母一也。乃其视署任为传舍，视斯民如秦越，是自外于父母也。”就是说有的官员，把官署只当了旅社，与百姓之间的距离，就跟相距遥远的秦国与越国一样，那你不就是自绝于人民了。他还说：“自设官以来，累累若若何可胜载。其所遗者，必其可遗者也。然所不遗者，又未必其不可遗。”这是怎样一种哲学把握啊，他对《志》类书籍于官员的颂功记载之真假虚实，可谓一语中的。中国古代，由于科举制度，把大量优秀知识分子吸引到了社会管理层，因而，在这个队伍里，出现了数不胜数的文化精英，赓续了灿若星河的中华文脉。他们的政绩，不仅在形而下的“养蚕”“修路”“建义仓”，更在形而上的对社会价值、道德风尚、精神文明灯盏的拨亮与润泽。一些官员感觉“人走茶凉”，其根本原因是，“人在”就没有形成人性生命温度与精神价值发散能量，“拔营灯黑”，甚或“拔营”响炮，就是再也常态不过的事了。

    聂焘从镇安离开那年是61岁，在现在也该是退休年龄了。他因政绩“时推陕南第一”，而调任凤翔大县任职，也算是一种重用，但他急流勇退，以高堂无人敬奉为由，辞官回家教书，门生年达数百人以上，直至终老。他离开镇安那天，父老倾巢而出，都拉着他的车辕不让走，他激动地吟了一首《调任凤翔留别镇安父老》诗：“捧檄出南山，回首念山谷……官民父子情，欣戚知同屋。饥者待我饱，寒者待我燠。”大概是都给他竖大拇指，夸他干得好，他又客气地说：“所赖邀天庥，七载逢岁熟。荒田渐加垦，乡社渐有蓄。险路亦已平，村童知就塾。新建乐英堂，为尔广教育……调任辞镇安，父老攀辕哭。停车谢父老……”他再次下车，搭躬对父老说，要相信新来的知县，会比我干得好。并殷殷嘱托父老道：“愿言课儿孙，殷勤务耕读。各勉为良民，永不犯刑戮。”面对父老的真诚远送，最后他挥泪长吟：“悠悠此心期，梦魂常追逐。”

    这种“梦魂常追逐”的双重留恋、念想，已经成为二百多年来一方水土的集体吟诵。

    （作者系陕西省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