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5日凌晨,98岁的王士菁先生安详辞世。这位一生从事鲁迅研究工作的学人,对鲁迅先生充满了敬仰与热爱,以弘扬鲁迅精神为己任,不辞劳苦,孜孜以求。悲痛之际,王士菁先生的夫人及子女分别为本版撰文,用满含深情的文字缅怀坚韧质朴的爱人、博学慈祥的父亲。
你在黎明之前,四顾无声的时刻悄悄舍我而去。对于我,不啻晴天霹雳!我无法接受,也无力接受。哭你摇你,你竟无动于衷,自顾自不回头地走了。你曾否想到,未亡人因回天无力,伤心欲绝?儿孙们因从此见不到你慈祥和蔼的笑容,听不到你语重心长的教诲,而悲痛不已!
回想过去,我们相依相守相濡以沫,半个世纪有余。“文革”期间,你曾受到“四人帮”的污蔑,随之而来的是无数次的折磨和屈辱,直到1969年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批斗仍未停止。在干校期间,你被勒令白天在水田里赶水牛耕田,晚上回驻地接着在批判会上挨批斗。你被派到厨房里当伙夫,劈柴、烧火做饭。在下厨时,你曾为怀念那只患难之交的水牛,作过一首诗。到后期,各种污言秽语、莫须有的罪名,继续劈头盖脸地砸在身上,使你痛不欲生。
此时,我们原来和睦、团聚的一家八口人,被“文革”的浪潮冲得四分五散。
1973年,你和部分干校同志被下放到广西南宁,受聘为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虽然远赴边陲,远离宣传鲁迅的专职岗位,但你仍以宣传鲁迅为职责,仍不忘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宣传鲁迅。你在中文系专门设立研究鲁迅的小组,用鲁迅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并希望由此播下种子,使鲁迅精神得以在西南边疆代代相传。
这时因为我们身边无子女照顾,按当时政策,可以调一个子女陪伴身边,于是我们申请将远在东北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二女儿调来,随侍左右。
直到“文革”行将结束,曙光初现,晦气消散。1976年,鲁迅先生之子周海婴同志曾向中央申请,调你回京主持完成《鲁迅全集》的再版工作,但被“四人帮”以“请隐士,举逸民”为由阻止了。1979年初,你才被批准调回北京,但由于种种阻挠,不能返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原职。后来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仍从事鲁迅研究工作。
1983年1月,北京鲁迅博物馆李何林馆长在他离休时向上级领导申请,调你到鲁迅博物馆接他的班,任馆长,直到1988年离休。你在鲁博任职期间,有一次出差到上海,借此机会,你到上海虹口公园鲁迅先生墓前祭拜。在公园里偶遇一青年,攀谈中,得知他崇拜鲁迅多年,并曾潜心研读鲁迅著作,希望有机会从事鲁迅研究工作。你回北京后,立刻设法将他调到北京鲁迅博物馆,专门从事鲁迅研究。
回想当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与多国建立外交关系。你曾被派到印度和越南,作为睦邻的友好使者,在异乡努力完成任务。后来,还曾有机会被派去英国,你婉辞了,自愿把机会让给其他同志。当时,这种美差别人求之不得,你却认为自己已出国两次,应该把机会让给别人。文化部领导齐燕铭同志熟知你的为人,曾给你提过一副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真是一语中的。你几近百岁高龄的一生,也为这句话作了很好的佐证。在当今追逐名利的社会中,这种品质更显难能可贵。
你从上海调到北京,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成立的鲁迅著作编辑室当室主任,领导主持新版《鲁迅全集》(十卷本)的编辑、出版工作,同时期还出版了鲁迅著作的单行本。
无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著作编辑室、广西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还是在鲁迅博物馆,你都时刻不忘,不遗余力地宣传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疾恶如仇的高贵品质,并且身体力行。
你就读西南联大四年级时,从密友王均处借阅到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鲁迅全集》(十卷本),你认为鲁迅精神作为一盏明灯,能照亮旧社会的黑暗面,能唤醒被蒙蔽在社会底层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于是写就了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中国第一部《鲁迅传》。
在物质生活上,你从来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平时,书桌上,只要有清茶一杯,伴你工作阅读,足矣。饮食上,粗茶淡饭,食之如饴。衣着上,单、夹、棉粗布衣服可过春夏秋冬。我母亲为你缝制的中山装,虽没有商店里所售的那样挺拔,你也欣然接受,穿着它上班、开会,还曾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招待会。
住房方面,我们和女儿女婿外孙三人同住三居室,每个房间均不足15平方米。一间作为你的书房,另外两间由我们与女儿一家分住,加上家具,十分挤窄。有一次,单位分房,分给你一套四居室,大儿子把申请表带回来,让你签字。你却说,有的新调来的同志还未分到房子,我们有房子住,已经很好了,不肯签字申请。你心安理得,我也就不强求。就这样,你依旧挤在房间角落里的睡床旁,办公看书,自得其乐!
你一生忠于国家,忠于党,忠于职守,对于爱情也忠贞不渝,对于朋友是近君子远小人,你是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你毫无预兆、毫无痛苦地在梦中安然辞世。虽然我对你的骤然离去,感到痛苦万分,无法接受,但也为你无疾而终,不留遗憾,而感到安慰。
请相信,我会以你的高尚情操教育儿孙后代,让他们爱国、爱党、爱人民,忠于职守,做个铁骨铮铮,无愧于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的人。
《鲁迅全集》
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后,他的著述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1938年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出版的20卷本《鲁迅全集》,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鲁迅著作合集,为此后的鲁迅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对鲁迅著作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高度重视,于1950年在上海成立鲁迅著作编刊社,由鲁迅挚友冯雪峰先生主持鲁迅著作的出版工作,王士菁先生在这时即参加了鲁迅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1951年,编刊社并入新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称鲁编室,由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先生任室主任,王士菁先生任副主任,继续组织专家学者编辑出版鲁迅著作。
经过鲁编室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1958年出版了10卷本《鲁迅全集》,这是由国家层面出版的第一部《鲁迅全集》,也是第一部带有注释的《鲁迅全集》。这项工作,只是鲁迅著述出版的阶段性成果,尚有大量编辑、出版工作仍在进行之中。这部《鲁迅全集》的出版,为此后各种版本的鲁迅著作(包括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的不断修改和完善,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