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歌棘曲齐声和

    【艺苑新事】 

    “滇歌棘曲齐声和，社鼓渔灯夜未央。”这是明代云南著名文学家杨升庵所写的《观秋千》诗中之句，描写了明嘉靖年间滇池附近汉族民歌“滇歌”与少数民族的“棘曲”同时演唱的景象。“滇歌”“棘曲”是明清时北方戏曲传入云南，与地方方音、风土人情融合形成的以滇剧和花灯为代表的地方戏曲。近年来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发展，无论在云岭村村寨寨，还是京城古都，都可听到滇剧、花灯的鼓乐唱腔。

    “我们的滇剧《滇韵贺夕》将在央视今年的元宵戏曲晚会上演出，去年央视春节戏曲晚会上也演出了滇剧《京娘》，我们刚从北京录制回来。”1月2日，云南省滇剧院院长郭维平开心地对记者说。

    花灯滇剧惊艳京城

    2016年10月24日晚，悠扬婉转的滇剧唱腔在古都西安唱响，由云南玉溪滇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出品的滇剧《水莽草》在第11届中国艺术节上演，角逐第15届文华奖。而3年前在苏州举行的第13届中国戏剧节上，滇剧《水莽草》囊括了戏剧节优秀编剧奖、优秀导演奖、优秀表演奖及剧目奖等多项大奖，获奖数量居全国前列。

    2016年盛夏，云南花灯在北京连续上演。7月23日、24日晚，一曲云南弥渡花灯调《十大姐》在北京红塔礼堂唱响，同样来自弥渡的新创大型花灯戏《山村·小河·月亮》以舞台戏曲的形式演绎了《小河淌水》淌过的山村、树林，还有那水中的月亮。8月10日、11日晚，讲述泸沽湖边摩梭人爱情故事的花灯戏《走婚》在北京地方戏展演中心连演两场。这出由云南省花灯剧院打造的《走婚》，不仅感动了观众，而且成为全国传统戏曲中唯一能通过剧院联盟进行商业演出的剧目，自2014年以来在成都、长沙、南昌等城市售票演出70多场，创造了传统戏曲走市场叫好又叫座的奇迹。

    “我们编创的花灯戏《梭罗寨》曾在2010年获得第13届文华优秀剧目奖，《梭罗寨》与《走婚》分别走评奖和市场两条路，我们都分别做了成功的尝试。”云南省花灯剧院院长黄绍成告诉记者。

    惠民演出还戏于民

    彩云之南处处有民间花灯演出团队，“花灯之乡”弥渡县就有380多个民间花灯队。

    2016年11月中旬，滇东南丘北县城广场上锣鼓喧天，人山人海，“2016年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正在这里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花灯滇剧专业艺术院团和900多位文艺工作者云集于此，50多个花灯、滇剧节目连续上演，青年演员演唱比赛的歌声唱腔此起彼伏，当地5万多名各族群众争相观看。当地一些老人感慨地说：“活了这把年纪，以前只是在电视里看戏，没想到现在能在家门口看到真人演戏，就像过年啊！”

    “花灯滇剧艺术周繁荣了地方戏曲，真正体现了还戏于民，文化共享，非常接地气！”负责组织艺术周的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缪开和说，“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自2005年创立以来，每两年在基层县区市举办一次，不仅成为云南特有的花灯滇剧艺术的盛会，还成为云南基层各族群众欣赏、普及地方戏曲的节日。

    “我们随文化大篷车送戏下乡，老百姓是翻山越岭来看戏啊！”黄绍成告诉记者，云南的各族群众非常爱看花灯。“文化大篷车”是云南省文化厅为解决农民看戏难而开展的惠民演出活动，举办6年来，“文化大篷车”走过129个县1368个乡镇，为基层群众奉献了2273场公益性演出。同时也为滇剧、花灯提供了广阔舞台，去年仅省花灯剧院就在基层演出了108场，在各族群众中确立了良好的口碑。

    “缺粮缺场”有危机

    在红红火火的辉煌背后，肩负传承和弘扬“滇粹”的滇剧、花灯院团也面临着重重生存危机。

    “20世纪80年代全省还有七八十个花灯团，现在只剩下8个，消失得太快了！”黄绍成痛心地说。据他介绍，大量花灯团消失的原因首先是缺乏财政保障。仅存的这8个花灯院团，都是当地政府比较重视、有一定财政保障的院团。但经费不足仍然使花灯院团步履维艰。

    “人才流失、人才断代的问题很突出，每次院团改革都会造成一批人才流失。”郭维平告诉记者。云南省滇剧院能带徒弟的仅有十几人，而且年龄偏大，职称岗位少。目前省滇剧院委托高校培养60名学生，因编制严重不足，郭维平在为如何接收这些学生发愁。

    然而云南省滇剧院的条件已经让黄绍成羡慕不已了，云南省滇剧院已被列为全省4家保留事业单位性质的戏剧院团之一，而且是省级院团中唯一自己有剧场的单位。但剧院没有创收能力来补充人员，更窘迫的是剧院没有能力租剧场在城市演出，虽然省艺术剧院就与省花灯剧院在同一个大院内。黄绍成尴尬地说：“我们是挨着水井没水喝！”

    “地方戏剧院团没有走市场的潜力和能力，需要尽快重新定位，否则很难生存下去。”黄绍成感慨地说。

    虽然困难重重，但黄绍成和郭维平仍然对滇剧花灯的未来充满信心。1月5日，郭维平又带队到曲靖、昭通演出滇剧慰问部队，黄绍成和同事们正忙于为春节期间送戏进农村而排练节目。“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是为下一代人的繁荣创造条件！”郭维平说。（本报记者 张 勇 任维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