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营改增已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头炮”。当下,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产业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的关键时期,如何下好营改增等减税的先手棋,至关重要。就此,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张连起。
记者: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维度上看,营改增带来哪些制度变革红利?
张连起:我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以营改增为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的标志点,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供了更有利的税制环境。全面推进营改增后,由于税制统一、税收中性、税负减轻,由生产型增值税全面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新增不动产所含税收可以抵扣,从而产生了叠加的减税效应。此外,营改增政策催生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壮大新动能注入了强劲动力。
记者:一些地方对于减税降费兴味索然,在认识上存在误区。
张连起:的确如此,对营改增的认识不能囿于地区、行业、产业、企业等角度。积极的财政政策既包括举债扩大支出,也包括减税因素。所以,减税降费同样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中国当下观察,减税确实会带来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但要让企业过好日子,政府就必须过紧日子。从根本上讲,维系较高的财政赤字率是不可持续的。从长周期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反而会增加税收收入。扩大减税效应,聚焦减税降费,以减税而非以扩大政府支出为重心,才是未来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最大信心和底气所在。
记者:未来营改增的发力点应着眼在哪里?
张连起:当前,政策层面存在税率档次多、类似业务适用政策不一、优惠方式过多(免税、先征后返、虚拟抵扣、差额征税)等问题,实践层面也面临着如何引导企业运用增值税抵扣机制,确保政策有效落地等繁重艰巨任务。为此,要统筹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宏观调控需要等因素,适当简化增值税税率,逐步清理规范增值税优惠政策;适时启动增值税立法工作。(本报记者 杨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