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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04日 星期三

    创作是“美学抱负”的实现过程

    ——读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

    作者:阎晶明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04日 12版)

        熊育群的长篇新作《己卯年雨雪》,历史背景设定为抗日战争,所以笔下的故乡就被放大为“国家”。抵御外来侵略的故事,使他写到的无论大小城市和乡村,都自动提升为“中国”,任何“地方性”描写都可能成为“民族化”描写,任何普通乡亲的描写都可能是对“中国人”的塑造。熊育群似乎找到了一个颇具“天然优势”的主题高度。这当然可以是事实,如果作家处理得当、描写有力的话。但其实,他所遇到的难度和挑战也同时增大。一是,抗战文学有一个恒定的主题,即鲜明、坚定的国家民族立场。中国作家不可能越出这一原则。二是,近年来,由于影视剧对抗战题材的热衷,这一题材领域在成为热点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各自出招想办法吸引眼球的现象,一些雷剧、雷人情节成为舆论诟病的焦点。这么一个表现得没有死角的题材领域,出新出奇变得非常困难。熊育群究竟在写作上体现出怎样的风采,是否提供了足够新鲜的创作理念,是小说的重要看点,也是考验作家创作能力的地方。

     

        这是一部非战争场面为主体的小说。一个日本女人来中国寻找丈夫,却被中国民间抗日英雄祝奕典俘获。寻夫之路变成了自救的过程。由此展开的,却是祝奕典复杂的爱情故事和抗战行动。重要的是作者如何在中日之间寻找叙述故事的平衡点。因为小说采取了中国人与日本人交叉推进的叙述视角,这一“平衡”包括故事容量、情感走向、战争与人性思考等,变得更加敏感。熊育群显然意识到这一选择之难,他的叙述可谓小心翼翼。千鹤子来中国只是寻夫,并不参与战争。她虽然只冲着爱情而来,却也见证了战争残酷,看到了中国百姓的愤怒,她逐渐对日本发动战争的行径有了更独立和批判的意识。在对祝奕典形象的塑造上,体现了熊育群守护着民族立场的自觉。作为抗战英雄,祝奕典有着丰富的爱情经历。自己的妻子左坤苇、死去的女子王旻如,即使自己俘虏的千鹤子,都对祝奕典有着或直接或暧昧的爱慕之情。小说故事在魅惑与决断纠缠中推进着,充满了危险、悬念,也充满了变数和对结局的期待。

     

        如果说小说作为抗战题材创作可以成立,重要的就在于作者为故事注入了人性内涵和情感世界的复杂性,使整部作品呈现出饱满性,同时又能够做到自觉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处理人物故事,这种自觉性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保证了主题走向没有流向历史观、战争观、人性观念偏颇和混乱的地步。

     

        这是一部不忘历史、铭记立场,表达人性、展现矛盾的作品,是融合了特定历史背景、特定地域风情,将所有这些描写自动提升到国家、民族、历史背景基础上的复杂表达。艺术上,是基于传统叙述与现代表达,将尽可能丰富的元素进行自觉整合的努力过程。作品的小说性由此得到恰切体现,透露出作家创作初衷里所立下的强大的美学抱负,将小说引入到一个复杂的情境当中,让看似“非主流”的人物故事,体现出必须坚守的主流价值观。由于作者要实现的叙述理想很多,个别人物,如千鹤子的丈夫武田修宏的死亡结局与主体故事之间在勾连上还有匆忙之嫌,但与作家始终坚守的国家民族立场相比,与作家为了遵历史之命作出主题表达相比,这些情节处理,既是有可能付出的必要代价,也是作家今后创作势必会去更具力量地表达的流露。(作者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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