眺望科学精神的理性光辉

    近日，一批老科学家留下的手稿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其工整精细令人惊叹，字里行间流露出老一辈科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借助手稿等史料，人们仿佛能穿越时空与老科学家们对话，眺望科学精神的理性光辉。

    传递严谨的治学之风

    东南大学档案馆副馆长李宇青在见到“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院士的“微分方程”笔记时，第一反应是“震撼”——这本二十多页的英文笔记，每一个字都工整得如同印刷体一般，甚至连运算符号都是如此。

    李宇青认为，对现在的人们来说，黄纬禄院士数学笔记的意义并不是让大家都去临摹“印刷体”，而是在于“让现在的学生懂得，成功建立在勤奋、踏实、不浮躁的基础上”。

    这种一字、一句、一图皆严谨的风格，折射出的是科学家长年累月，于细节处一丝不苟的态度，更是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闻名世界的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吴有训先生，他的论文是以毛笔写成，通篇都是非常端正的小楷；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院士，惯用铅笔，原因之一是更正时可用橡皮擦去，便于保持整洁；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王文采院士的手稿是一幅幅手绘彩色植物图，其精美程度不逊于工笔画家的画作。

    今年79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对与数学家周毓麟院士的书信来往记忆深刻——周毓麟不仅对杜祥琬寄给他的论文内容给予非常具体的指导，还在来信中提出“另起一行的数学公式是否该退两格的问题”。“这位比我大十几岁的老先生对我的影响很深。”杜祥琬说，“看似简单的格式问题，实际上折射出老先生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

    呈现学术传承的脉络

    实际上，一些老科学家的手稿能广为流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项“抢救”历史资料的工作。这就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中组部、教育部、科技部等11个部委于2010年启动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这项工程着眼于80岁以上、学术经历丰富的两院院士或有突出贡献的老科学家，力求真实反映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的情况，丰富我国的科技史文献。

    “研究科学家的手稿，不仅能了解每一位科学家学术成长历程中的关键事件、重要节点和师承关系，更能厘清中国现代科学各领域的脉络，为进一步创新打好基础。”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藜说。张藜同时也是“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首席专家。

    李东英院士向“采集工程”捐赠的手稿，包含了他亲笔所记的自20世纪4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工作笔记共4万页。这既是其个人学术生涯的完整记载，也是我国稀土科研事业发展的完备史料。张藜认为这些手稿弥足珍贵。

    目前，“采集工程”已经搜集到黄纬禄、王文采、刘建康等400余位院士和专家的手稿、书信等实物原件资料7万余件、数字化资料20多万件和大量的视频、音频资料。

    借助这些资料，已经推出了徐光宪、吴孟超、罗沛霖、陆婉珍等70多位科学家的传记，其中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出版。《卷舒开合任天真：何泽慧传》《此生情怀寄树草：张宏达传》和《举重若重：徐光宪传》还被科学出版社东京株式会社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毫无疑问，老科学家们为中国的科技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身为“采集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杜祥琬说，收集这些历史资料，“能够让人们对中国现代的科学家怎么成长有更加感性的了解，同时让每一个专业领域的人了解自己的学科发展。”

    记录共和国科技进步的足音

    “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的手稿记录着我国火箭导弹事业发展的重要历程。而另一位“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为了保护记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的文件，在遭遇空难时，用自己与警卫员的血肉之躯作为保护罩，紧紧守护着这份珍贵文件的安全。

    在杜祥琬看来，深沉的家国情怀是中国现代科学家们最大的共同点。“他们经历了从战乱到民族新生的过程，科研道路也崎岖不平，但是他们始终坚持科学救国、兴国的志向，始终以民族振兴为己任，堪称民族的脊梁。”杜祥琬说，“这种精神，不论何时都是要传承的。”

    这些科学家的手稿资料既是传承家国情怀的信物，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着中国现当代科技进步的足音。

    比如，古植物学家、地质学家李星学院士一辈子信奉“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他留下的一摞摞纸质手稿，虽然已经泛黄，字迹也淡了，但是他对华夏植物群，包括大羽羊齿类植物和东亚晚古生代煤系研究的重要成果从未被人遗忘，这些成果在国内外赢得了盛誉。

    而曾经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有机化学家蒋锡夔院士捐赠给“采集工程”的1708件实物原件，包括他回国后早期的科研工作随笔、对一些科学问题思考的工作手册、与国内外著名科学家的数千封来往书信，还有他从中学时代就开始记录的36本日记，共达2987页。这些手稿记录了他从美国华盛顿大学回国之后，投身我国国防的绝密军工项目，先后主持并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代氟橡胶、氟塑料产品等重要贡献，如今，这两种材料已经广泛应用于军工和民用领域。此外，实验心理学家周先庚先生、地质学家谢学锦院士、肿瘤遗传学家吴旻院士等人也都留下了丰富的手稿。张藜认为，这些完整而系统的历史资料，不仅是他们个人学术生涯的完整记录，更是现代科学技术相关领域百年来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写照。

    激励年轻学子探寻理性之光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言：“读史使人明智。”对老科学家手稿等学术资料的搜集保存，作为史料是一种“输入”。但这并非是最终目的，关键还是要能不断“输出”——让今天的人们“以史为鉴”从而“明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珍贵资料的价值。

    “科技梦·中国梦——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和“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就是中国科协牵头对这些史料整理“输出”的重要成果。

    “科技梦·中国梦——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于2013年底至2014年初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月余，累计接待中外观众近三万人次。“我长大以后也要做一名科学家，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继承前辈期望，科学成就志向”“每位科学家都有一部成长史，精华之处足以教育后人”……很多观众看了展览后深有感触，写下的感悟填满了整整5个留言本。

    “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在清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高校分别排演了以邓稼先、李四光等老一辈科学家为原型的话剧，用“校友演校友，学弟演学长”的形式，将老一辈科学家的事迹在年轻学子中广为传播。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史宗恺认为，这种形式“因势利导，将教育引导与尊重学生的主体性相结合，实现了思想教育的润物无声”。

    “他们传达的家国情怀，对于青年学子的成长来说，就像食物中的‘盐’一样不可缺少。”天津大学校长钟登华说，天津大学排演了话剧《侯德榜》，在很大程度上提振了学生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使他们对老一辈科学家为何能矢志不渝地追求科学真理有了更深的理解。（本报记者 詹媛）